《庶民的胜利》—–目录 副标题：献给8964民主运动35周年

上半部

第一章—–禅宗的方法论

1 ）知性能力

2 ）佛学本质上是通过觉悟来实现幸福的方法。

3）能力是否意味着责任？

 

第二章—–哲学的方法论

1 ）道德和伦理

2 ）实践的理性

3 ）吃饱的真理和吃不饱的真理

4 ）人性的，太人性的

 

第三章—–语言学的方法论

1 ）语言就是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

2 ）用语言的魔法打败文化的魔咒

3）语言革新的两个趋势

4 ）人是语言的工具

5）中国“酱缸文化”的根源在于汉字

6 ）仗剑倚天

7 ）语言创新的过程是民众意识觉醒的过程

8 ）关于语言文化的“哥白尼式革命”

9 ）汉语言改革运动和汉语言创新运动

10）萨皮尔沃夫原理

 

下半部

第四章—–尊皇重教，天下布武

1 ）中日两国应该成为兄弟之邦

2）没有节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枷锁

3 ）法制比民主更加重要

4 ）华夏文明是一个早熟文明

5）谁该为民主献身？

6 ）消除英雄主义思想

7 ）非常之时局需要非常之手段

8 ）美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大陆

9）威权民主和天皇制

10）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11 ）阶级的不同定义

12 ）尊皇是制度，也是生活方式

13 ）建立保守主义的中国贵族制度

14 ）七德之武

15 ）复仇和原谅同样令人向往

16 ）为什么君主立宪

17 ）政策要上层集中化也要底层生活化

18 ) 天皇陛下光芒万丈礼

19)国民团结礼

 

第五章—–台海问题

1 ）民众觉醒并不能改变中国

2 ）三民主义救不了中国

3）基于契约制的威权主义才能改变中国

4 ）89之后，再无西式民主

5）台湾是否需要汉语革新？

6 ）文化的超越带来体制的超越

7 ）我们的命运不是一只苍蝇拍

8 ）历史虚无主义

9）台海问题的解决方案

10 ）现代政治文明和“中华民国认同”

11 ）国民党的前途堪忧

 

第六章—– 中国人的脊梁

1 ）历史的两个剪影

2）中国人有劣根性吗？

3）80，90年代人的成熟

4 ）关于宗教和信仰

5 ）关于中共的悔罪和清算

6 ）和平靠的是团结和信仰

7 ）基础民意联盟

8 ）中国透支了未来

9 ）中国人都是自由的

10 ）让美国再次伟大

11 ）呐喊

12）我们需要反思和团结

13）近期可执行的目标

14 ）猴子和老虎的比喻

15）毛日狗和狗日的

16 ）关于轮子

17 ）我没有阴谋，只有阳谋

18）为什么我如此优秀

19 ）共产世界里没有真正的艺术

20）禅与蝴蝶

21）识时务者为俊杰

22）中国即将迎来持续几十年的大混乱时代

23 ） “長春圍城”会再度上演吗

24 ）浅谈程序正义

25 ）穷则思变

26 ）内卷到孔乙己的长衫是发展的问题

27 ）尊皇是种综合体验

28） 你反共不如我反共？

29 ） AI治国理政？

 

《庶民的胜利》—理念和领导力改变中国

一，佛学的方法论

凡经历过苦的，必知苦之缘起，必知苦之终结。……释迦牟尼

相传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后说的第一句话。第一次看到这句话还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当时只是感受到它犹如一道闪电击中了我的心灵深处，却始终搞不清楚它的意义具体是什么。为此我经常细细品味这句话，就这样领悟了好几年，虽然有了一些收获，但依然感觉没有找到法门。或许，这需要人用一生去探索它的内涵吧。

痛苦的分级

人生是痛苦的，特别是中国人的一生，不但要面对生活中生老病死那些自然而来的苦难，要面对社会层面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公正，还有来自赤党的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一生如履薄冰，只能小心翼翼的活着，很多东西不能触碰，并且要谨慎地躲避许多的障碍，否则可能就是身死形灭的下场，活的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浑浑噩噩，像一条狗。

释迦牟尼的这句话强调了人的知性能力。知性能力在康德看来是同时用感性直观和理性逻辑作出综合判断的能力。人和动物都有感性直观，都有本能，但区别是动物不可能有理性逻辑，所以只有人有知性能力。有了知性能力才能理解什么是苦，理解了苦就一定有办法终结它。

佛家有专门的超世俗的修炼方法去终结苦难，比如出家，苦修，瑜伽等等，这是我无法企及的，生老病死这些源自自然规律的苦难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作为社会改革者，我所讨论的是源自社会规则的出于极权、压迫的人类动机造成的苦难。

苦是什么？苦就是感受，无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层面上的。苦也是认知，是觉悟，是对于造成苦的原因和结果的认知和觉悟。生老病死，极权专制是第一层痛苦，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仍然有许多人没有这种认知。更深层次的痛苦是我们明白痛苦是什么乃至怎么去摆脱它，却没有能力摆脱，这又成为第二层痛苦的根源。释迦的这句话反着看来，就是告诉我们只有知道苦的缘起和终结才能算做知道苦。第一层痛苦是感性认识，第二层痛苦才是理性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人类特有的能力。

只要消灭了赤党的极权专制的社会规则，把它转变为民主自由的社会规则，自然所有源自世俗规则的痛苦就烟消云散了。但目前我们尚未有能力去消灭它，所以我们感受到更深刻的痛苦，更深刻的痛苦必然成就更深刻的觉悟。佛学本质上就是觉悟，无论我们努力去生活，还是努力去革命，都是在努力去修行悟道，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佛学知识是必要的。

知性的分级

通过生活常识就明白，对于同一件事，由于每个人的感受能力不同，所以对事件的感受程度都不同。更何况，大多数人更是未曾经历他人的经历，所以有句话说的好：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事实上，对于痛苦的感受能力是分级的。虽然我们未曾经历他人的经历，但人类有一种别的物种都没有的共情能力，通过这种能力也能理解苦难。感性能力是人们通过共情原理判断“他者”对苦的感受能力的重要标准。也就是说，所有生物包括人类，感觉器官越多，头脑越发达，感性能力就越强，对于痛苦的体验也越强，如果做个大致的划分，应该是人类>动物>植物。更细致的划分：灵长类动物>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动物=两栖类>鱼类>昆虫。

当然由于人的知性能力差异也非常大，所以对于痛苦的心理感受能力也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情感丰富的人相比于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在相同一件伤心事上所感受到的东西必定不一样。一个满腹经纶的人与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对同样的事物的经验必定也不同。所以莎士比亚能写出哈姆雷特的忧伤，歌德能写下维特的烦恼。

之所以作出具有象征意义的区分，是因为知性也是佛家讲的悟性可以作为辨别人与人不同的重要因素，也是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所以纷繁复杂的原因的钥匙。

尼采说：“豢养一群动物，并且允许它承诺，这不正是大自然在处理人类问题上的两难处境吗？”人可以有后天的承诺，而动物没有，这是人与动物在道德领域最大的区别，换句话说，人有道德感。但同样如此，后天各种因素也造就了人与人的巨大差异，我常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大于人与猪之间的差距。实质上，由于差距的客观存在，我们可以据此把人对于痛苦的知性能力分为三六九等，在之后的社会伦理论述里，知性能力和悟性会转化为世俗的道德判断，从而在社会伦理领域对人的品质有一个世俗的区分。

根据知性能力作出这样的区分对于指导我们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类越是趋于文明，就越是具有与大自然的共情能力，这是属于我们“道德”的一部分，用康德话来说，这是“绝对命令”，也是人性中善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不能做到不知恩图报，不能做到黑白不分，否则就是不道德。

佛家吃斋就是善念的功用——不忍看动物经历死亡的痛苦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即使被人类养殖食用的动物，在杀死它们的时候也应该给它们一些必要的尊重和体面。这一切不是徒劳，只是因为人经历过苦难之后的觉悟——知道苦之缘起后就刻意去避免蓄意制造苦难。

人们对于苦的感受是真实的，但同时都不是完整的。能完整感受到苦的人已经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比如佛陀，耶稣。还有很多学识渊博的大哲学家也接近此境界。他们已经能够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到苦难，并且必然知道怎么去终结苦难。我之所以说必然，是因为感受到苦难和终结苦难是像硬币一样的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

对于那些不学无术，麻木不仁，佛家讲冥顽不灵的人，由于知性能力差，他们也仅仅只是从很低的层次上，甚至从未跨过意识门槛的层次感受到痛苦，也只能感受到人生苦难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看到他们身在痛苦中，也不配拥有他人更多的同情，就像革命者被杀和罪犯被处决这两件事，人们会产生不同的情感，这也合情合理。

道德隔膜

对于苦的感受必然立刻转化为行动。这是一句真理，并不需要去论证。在自然界中，这种转化并没有隔膜，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但在人类社会里，这却成了问题，因为人类或多或少都是一种被豢养的动物，被豢养的动物或多或少都会失去它一部分的天性，所以人性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人性的和太人性的，分别对应人性中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造成这种隔膜的原因在于人类拥有道德律令，一方面道德律令让我们更好的融入人类社会，另一方面，道德律令又让我们做事前思虑再三，犹豫不决，特别是当事人社会属性较强，社会规则又纷繁复杂的情况下。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修养的最高的境界便是天人合一，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就是达到人与自然相和谐，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从个人行为来，就是达到知性能力和行动之间没有隔阂的境界。当然，对于人类来说这还是相当困难的，需要不断的磨炼意志力，才能突破道德的枷锁，就像通向自由必须挣脱锁链的束缚一样。人们早已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也发明了各种方法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里，中国和日本的禅宗尤其值得关注，它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锻炼方法来磨练人的意志，帮助人达到行动上没有隔膜的、自由的境界。也就是说，意志力越强，就越是自由。

能力与责任

人的知性能力和行动之间应该是没有隔膜的，如果有，那说明我们的知性能力根本没有达到或者说意志力不够的原因，还需要修炼。

我从小就有一个道德问题：遇到陌生的老奶奶落水，我要去救自己一定会死，但老奶奶一定被救，我救还是不救？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我比较了年龄，社会价值，社会关系，考虑到了父母的感受，道德感，社会影响力等等因素，最终结论是人的生命价值无论男女老幼都是等同的，所以必须去救，不但是落水，遇到任何危险都应该舍命相救。所以我常常就有随时就要死掉的感觉，在现实中倒是真让我遇到了朋友被河水冲走的情况，但幸而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我学了个“小聪明”—我从来就没有敢学会游泳—我没有游泳的能力，所以也就没有道德责任。不过幸而，我的朋友会游泳，侥幸逃生。

在一个朴素的社会观念中，能力就意味着责任， 并且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但是现在，这种朴素的观念被复杂的社会形态所污染了，我也越来越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勇气坚持自己的原则。所以，我想澄清一下这个道德律令。

首先，知性必然要求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所及，并且健康的精神要求我们遵守如下的道德律令—知性和行动之间不能有隔膜。

其次，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建立在人的共情能力之上，共情能力事实上是种学习能力，就是说未曾经历别人的经历，也能有别人相同的感受。同时虽然人对痛苦的感受能力有差别，但痛苦本身是相同的，所以，他人的痛苦在道德敏感的人看来，就如同自己的痛苦。这就意味着可以用自己的痛苦代替别人的痛苦，于是生命的体验就延伸了，生命的价值就等同了。因此，生命是不能用来作比较的，这同样是一个基础的道德律令。

所以，在面对危机的紧急时刻，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是等价的，这时候来不及思考，几乎就是下意识做出了救人的行动。当然，人在有能力的时候，人同样也有自由意志可以做或者不做，但是不做的话等就是违反了道德律令，等于说我们的知性其实是不可靠的，假的知性，必然在未来长时间内背负了道德律令的谴责，这种谴责在佛家看来可能就是所谓的业障吧。

痛苦即是觉悟

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其感受痛苦的能力也必须探讨一番。对于人类来说，纯生理的那种痛苦是否有差别？能够进入意识的痛苦是否有差别？人是有灵魂/心灵的，无论你称它是什么，但显而易见的是，人与动物确实有极大的差别。

在佛家看来，人修成正果只要瞬间的开悟就行了，或者说，人天生就有佛性，只是被掩盖了，但动物要成正果非几百上千年不可。这个象征也对应了不同人的悟性，也就是佛家讲的慧根。无论如何，因为知性能力的差异，人们在心理上对于同样的生理痛苦感受也必然有着显著差别—有些人很敏感，有些人的反应就比较迟钝。

生理和心理之间隔着知性。如果生理上存在痛苦的感觉，但两个人的认知不同，在心理层次上的感受也不相同，而最终进入人类意识的，是心理的感知。人们普遍认为痛苦是基于理化的知觉或者是心理感受，其实不然，痛苦是一种觉悟，死亡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所以死亡也就是最大的觉悟。

所以，我们看到日本动画片中主角在持刀冲向对手的时候会说：觉悟吧！或者说：感受痛苦吧！都是是一个意思。痛苦和觉悟之间并无牵绊，人之所以会有牵绊是因为业障，是因为做了很多错事心有愧疚，抑或天性愚钝并不自知，也有业障是遗传的原因。也因此，佛家常说要消除业障就是是要达到痛苦与觉悟没有阻隔的境界，解开这个心结才能走在通向佛性的光明大道上。

业障和同理心

既然我们从经验和现象层面分析了不同物种对于同样痛苦的感受能力不同，并且基于人类的同理心也确认了必须让更高等的物种尽量减少其痛苦的道德原则。也确认了人对于痛苦的感受能力也就是悟性由于业障而出现显著的差异，对于生物感受痛苦的生理研究给我们启示：同样是人类，但有的人由于业障的阻碍让其感受痛苦的能力/悟性近乎于动物级别，当然不值得以对于人普遍的那种同理心去对待。

相反，有的人天生与人为善，很少造业，就有很高的悟性-在小孩子身上表现的更为明显，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所谓的业障-他们在遭受到同样的痛苦的时候理性得到人们更多的同理心。耶稣也说过：“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就不能进神的国”。中国也有“赤子之心”的说法，在不同的文化中对小孩子纯净的内心共同的推崇不就是指示了道德的方向吗？

我不认为佛是一种宗教，它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都不同，佛教更像是一种思想，东方智慧，是处理具体事物的方法论的抽象综合。当然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充满智慧的宗教都有类似的特征。

以下我只是举几个例子，生死观：活着就是为了消除业障，证悟佛果。对于个体死亡的同理心因其业障，觉悟的不同而表现出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人的生命都值得珍惜，因为活着就意味着业障消除的希望，所以人们设置了监狱并且在努力取消死刑的执行。

业障太多或没有觉悟的人的死亡是不值得惋惜的。同样的道理，如果枉杀无辜或者觉悟者，比杀死普通人更值得大规模的报复！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和平需要佛家的思想和智慧。

割肉喂鹰的智慧—破局

割肉喂鹰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很熟悉，这里我不再复述。这个故事其中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哲理：在看似两难的选择之间，用无比的勇气和智慧走出第三条路，这就是破局。

凡是明白这个道理，并走出第三条路的，成功破除两难之局的人，无一例外都成了古今中外声名显赫的人物。例如拿破仑远征埃及，凯撒大帝远征高卢，都是在欧洲或者国内形势处于两难之际，放弃内部争斗和二元思维模式，转而寻求新的发展点，从而开创了伟大的事业。

中国一直在专制和民主两者之间徘徊，在选择改良还是推翻它之间摇摆，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犹豫不定，在大中华主义与民族独立之间踟蹰不前等等这一系列宏大的问题，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寻找到第三条路。

我的回答是：民主和专制同样是人性在政治上的显现，为什么它不能同时存在呢？赤党也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难道他们没有利用价值吗？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难道天生就是互相矛盾，无法调和的吗？大中华主义和民族独立都是一种现实存在，应该都需要在实践中去寻找最终的答案。

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会在本书的余下内容中逐一进行解释，当然我不认为自己的理解都是对的，只是想提供给各位读者一个新的思路，集思广益才能让中国变得好起来。我坚信世界上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毕竟制度的问题都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也必定是由人去解决的。

二，哲学的方法论

道德和伦理

道德和伦理是两个相关但有区别的概念。伦理关注外在社会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和要求，通常指社会的秩序、制度、法制等。而道德则是指内在的规范，是个体的行为、态度和心理状态。伦理的视野更宽广，寻求普世性和永恒性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

如果说社会规则是个人与社会订立的契约，并构成了伦理学的主要内容，那么道德的内核可以看做个人出于“道德律令”与自己订立的契约。也就是说，无论一个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如果他个人认为是合适的，符合道德准则的，那么他的言行本质上就是道德的，他人的论断只是一种外在的偏见。但是因为它的外在表象是他人的批判和评价，所以道德常常被误解。可以说，它和伦理的不同恰恰是道德更在乎于本体的意识，伦理是外在的普遍的社会共同意识，本质是社会契约。

所以，社会契约无关乎道德论断。一个人违反了法律法规，可以说他违反了社会伦理，但不能说他没有道德。人们往往把道德伦理放在一起讨论，其实它们有本体的不同，所以不是同质的，不能混为一谈。作出这样的区分，主要原因是为了防止社会规则和公权力对个体价值和尊严的侵犯，同时也让个人对自身的尊严有充分的自信，避免陷入自我怀疑和自我道德批判的深渊。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我们和统治者签订一份契约，我们转让自己一部分的政治权利，获得自己想要得到的尊严，土地，自由，财富等等，而统治者获得了权力，名誉，地位，但必须明文立法（契约）保证我们在放弃一部分权利后所享有的权利呢？我认为在社会伦理层次上是可行的，因为它们属于同一个范畴，这表现在社会阶层理论—把属于同一个社会的人按照职责分为几个层次，有利于理清责任，发挥各自的特长。

实践的理性

實踐的理性並非康德所說的實踐理性，康德的實踐理性的同義詞是自由意志，但我所謂的實踐的理性講的是從實踐中才能獲得的知識。

這與科學實驗也不同，科學實驗是由某種目的或者假說引導的，然後用實驗去論證這種假說，最後得出科學的結論以證實假說，或者用實驗來達到某種效果。但實踐的理性並沒有以實現某種目的或者效果為前提，得到的結果往往是抽象的，並非科理論學但卻是具有實用意義的。

生活中最常見的例子就是騎自行車，一個從來沒有騎過自行車的人學會騎自行車是有一定難度的，而且別人只會教給她騎車的一些要領：“眼向前看，身子挺直，左右腳輪流用力前蹬”。但只是這樣口头教学，不去經歷幾次摔跤，他在自行車騎行課堂裡永遠也學不會騎車。但是，如果他去實踐，那麼智力正常的人基本能夠在一兩天之內就學會騎行，這就是經驗，或者說是實踐的理性。

之所以我不講經驗而是用實踐的理性這個詞，是因為這種認識的方法具有獨特的意義，並且會在人類意識形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它與人類的信仰有重要關聯，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宗教。宗教就是實踐的理性。它沒有明確目的性的引導，也沒有得出科學的結論，但是它有用，並且非常重要。如果沒有宗教，可能人類社會就不可能形成，沒有宗教，人類社會最終也必然瓦解。科学至今依然无法解释自行车能够骑行而不倒的原因，但不影響人們發明出各種兩輪甚至獨輪的移動工具。人們始終無法證實神的存在，但不影響人類信仰各種神。

語言文字也是實踐的理性。在我們學習語言學的時候，最基礎的概念就是語言符號具有任意性，語言符號的意義是約定俗成的。這不是正好符合實踐的理性的兩個基本特征-沒有明確目的的驅動和有具體的功用嗎？當然整體上語言和宗教一樣是抽象的。實踐的理性的理論也會引導我們在語言革新和體制改革的課題上做出重要的進展，也會對自由民主這種抽象的概念做出更深入的解釋，只不過需要我們對其機理進行更深入的研究。用這個理論可以為語言決定論正名，對喬姆斯基和平克的語言觀進行批判。

美式民主就是实践的理性最好的体现。一位美国人说，美国所有的事情都是吵出来的结果。这句话很好的概括了美国政治运作的逻辑。用中国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任何势力想要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就需要展示决心和力量，这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演讲，辩论，法律，功绩等和平的斗争方式获得的，如果不去展示力量，即使是有道理的一方也可能获得不利于自己的结果。

中国未来的体制改革也必然如此，各方势力怀揣着共同的信念，通过基础民意联盟联合在一起与赤党斗争，其中内部也必然会存在话语权和利益分配的争夺，彼此处于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中，这种关系有利于激发各个团体的斗志，但是也要求各团体必须通过法律，辩论，演讲，和功勋来展示力量，并确定利益的分配问题。

总而言之，我认为“实践的理性”就是现象学。因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告诉我们：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受限于人的认知能力，我们只是戴着有色的滤镜去观察世界，世界的本质也就是“意志”“物自体”只能直观被感受而不能通过理性能力去理解，也就是说事物的本质是不可知的。因此，事物的本质只能通过它们在经验中呈现给我们的方式来理解，而不是通过分析它们的客观属性或功能。其中涉及悬置人们对世界的先入之见和假设，并专注于现象呈现给我们的纯粹体验。

吃饱的真理和吃不饱的真理

在中国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大多数时间人们都是活在意识的混沌中。因为缺乏正确的认识论启蒙，所以中国只有思想史没有哲学史，对于中国是否有哲学的争论已经持续了近百年。在我看来，从严格的哲学定义上中国并不存在哲学，只存在思想，而且这思想缺乏稳固的认识论根基基，所以非常善变。很容易就从前人的名言警句，俗语俚语中找到完全相悖的论点。事实上，中国人只认识两种不变的真理，且只存在两种真理：吃饱的真理和吃不饱的真理。

这个论断不但出自于实践的理性，来自对现象的观察和总结，更是对二元论的坚持。国人在世俗层面根本没有资格排斥二元论，因为现在的中国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需要全面的革新，在这个过程中认清主次矛盾，黑与白，正与邪的对立，世俗与精神层次不同，甚至阶级矛盾与统一等等问题都是相当重要的事情，没有二元论的世俗哲学根本不可能实现。那些“眉毛胡子一把抓”，“大哥二哥都是好哥”的思想无疑会让我们成为差不多先生，把我们导向怀疑论的歧途。

尼采说：“同样的理性中有同样疯狂的成分，同样的疯狂中有同样理性的成分”。在缺乏认识论哲学的中国，疯狂的思想中有同样冷酷的理性，不过这种理性不是纯粹理性，而是以“实践的理性”表现出来，最基本的实践或者说是最基本的直观就是吃饱和没吃饱。由此产生出了吃饱的真理和吃不饱的真理。中国人的所有理性都来源于此，并归于此。

举例来说：穷则思变就是吃不饱的真理，枪杆子里出政权，发展才是硬道理也都是吃不饱的真理，至于什么主义那是吃饱的真理，科学，哲学和艺术那更是吃得太饱的人做出来的事。所以在网络上嘲笑一个人做的事出格但没什么用处，就说他是吃的太饱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来看，吃不饱的真理往往比吃饱的真理动机更强烈，作用范围和影响力更大，说底层中国人只认吃不饱的真理也不为过。因为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历史上天灾人祸造成的饥荒非常普遍，即使在和平时代农产品产量低和统治阶级对人民奴隶式的剥削造成的营养不良也非常严重，这体现了国人普遍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信念的来源，表现出了最广大民众最朴实，真切的需求，除此之外都可有可无，最终形成了在任何世代都难以改变的民族性基调。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可能是是中国第一个造反口号，早已经深深嵌入国人的基因，人们普遍相信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这是典型的吃不饱真理。无论是谁做皇帝，也都无法改变泛奴隶制的体制，本质还是一样，只是换一个奴隶主而已。但这造成了两千多年来人们内心深深的不安，各个阶层互相防备，互不信任。我认为民主自由体制下的台湾人对于政治的无感和与人为善正是这种两千多年以来压力的释放，在这个体制下终于可以放下戒备，安心生活，换句话说，他们终于尝到了吃饱的真理的滋味，并且正在跳过这两种真理的羁绊，大踏步迈向真正的文明。这从台湾民主体制的日趋成熟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某一天像日本一样，几乎一半的人都对政治无感，那是真正的成熟。

也是由于吃不饱真理的效果更加猛烈，所以备受野心家的青睐，遍观毛时代和其赤党家史，充斥着的全都是吃不饱的真理。但是真理总有两面性，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打江山的时候吃不饱的真理就很有用，但坐江山的时候吃不饱的真理就很麻烦，因为要处理不断涌现的挑战者，所以有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的说法。大唐虽盛极一时不也是在最强盛的时期一个“安史之乱”就轰然倒塌吗？这正是长期的所有的个体的自然本性被强力压抑的恶果，就像积水太久的堤坝在合适的时机突然决堤崩溃一样。

由于这两种真理在历史的任何时间都在交叉碰撞着，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大部分的个体保持半饥饿状态，这对于奴隶主统治是最有利的，所以他们害怕个体没有知识又害怕个体知识太多，所以老毛说：“越是知识分子越反动”。但即使是最狡诈的统治者，也难以长久维持两者的平衡，更何况狡猾的统治者也有死亡的时候。

«三国»开篇就讲：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种天下大势，并无什么天意，乃是由民族性所决定的，是两种真理作用的结果。除非深刻改变民族性，能够让所有个体都能够安身立命，否则在发展更快的现代社会，历史必将马上迎来一个新的轮回。

長期以來，兩種真理的鬥爭造成了底層民眾難以想象的苦難。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谁见过凌晨四点在寒风凛冽在大街上扫大街的环卫工人？谁见过半夜十二点街上空无一人还在守摊的小商贩？谁见过花五块钱买一条从臭水沟里捞起来的罗非鱼吃的废品站老板？谁见过上了一整个夜班围着煎饼摊买早餐的年轻打工人？谁见过……见过太多的苦难，往往习惯视而不见，绕道而走，因为无能为力，因为见多了苦难心里就会痛苦和抑郁。但愿他们永远不要明白他们只是维持这个体制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不要明白这个自发动的机器必须将自身的一部分作为燃料才能正常运转，不要明白这个社会必须有一部分人处于饥饿状态，因为一旦他们明白却又无力反抗，就会抑郁，就失去快乐起来的能力了。

在这里我只想到一个词就是吃人，两千年前即是如此，今天的我们依然如故。之前的我天真的以为只要不蠢不笨不懒就能参加工作，然后结婚生子，颐养天年这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从未想过哪怕在梦里也不曾梦到过世间还有我未曾经验过的苦难。就像出身为王子的释迦牟尼佛祖在见到生老病死四种苦之后就会毫不犹豫出家寻找解脱之道一样，在见识到了生活中各种无奈后，我也感到痛苦和抑郁，其实我宁愿什么也不懂得，痛苦是因为懂得，懂得就意味着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即使我什么也做不了，也有义务把这种苦难记录下来，宣泄出来。

人性的，太人性的

豢养一群人类动物并且允许他承诺，这不是大自然在处理人类问题上的两难处境吗？这不正是人类面临的真正问题之所在吗？——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

作为人类动物，人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因此分别产生了人性和太人性的双重性格。至于哪种更加强大，这取决于人的生存状态，就好像狼在大自然里成为狼，关在笼子里被驯养为狗一样。也就是说太人性的起源是人类社会规则故意驯化的结果。

但是人类这种动物远远比任何动物被驯化的更加彻底，以至于甚至连作为人类动物的本能都失去了。家庭，学校，公司，社会都是这样驯化的场所，家长，老师，领导，统治者或多或少承担了驯化师的角色和职能。在这里我并不是鼓励人们退回到大自然，像查拉斯图特拉一样离开他的家乡和家乡之湖，住在山里十年，因为这样自我完善的天才还是想当少见的。我只是说人在社会生活中需要思考是否被驯养的太久，缺少了应该有的自然属性？那些自由，平等，竞争，奋斗等等人性中的自然因素是否被人类社会特有的专制，奴役，压迫，特权等社会因素所取代？

无论是否人类是神创造的，或是来自外星球，人类和其它动物既然共同世代居住在这个星球，必然也和其他动物一样对地球上美丽的大自然产生共鸣。所以，自然因素产生人性的东西，社会因素产生太人性的东西。

大屠杀，种族灭绝，世界大战，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从来不会出现在自然界的骇人听闻的惨剧也只能发生在人类社会。当然，自然界的生物也会灭绝，但大多是不适应客观生存环境的结果，而不是别的生物造成的。我听过最严重的自然界的惨案是一只受伤的孟加拉虎以人为食，五年内流窜于各地杀死并吃掉200多人，因为相对于其它动物，人类更加容易捕获。但猛虎杀戮目的是为了食物，是出于捕食的本能需要，但人类常常是为了杀戮而杀戮，是为虐杀，这不是自然本性的要求。

例如张献忠屠四川就是这样，仅仅一场大屠杀就完成了数以几十万，几百万人的死亡。有人说这么做是没有人性，只有兽性，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即使是最凶恶的猛虎也不会滥杀，这不符合它的生存规则，也不符合它的本性。人是动物的一种，所以兽性本身就是人性的一部分。

在自然状态下，人类的兽性可以引发惨案，但不足以引发大规模的惨剧。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张献忠本人就是在一个畸形的人类社会规则下诞生的一个畸形性格的人类个体，受畸形文化产生的太人性的观念支配的受害者和可怜儿而已。这样的人在一个非自然属性的社会生态里是很常见的，只不过由于其掌握权力，借助权力可以把这种对社会规则和太人性的愤恨无限放大，并归罪于普通人身上，于是悲剧就这么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大规模的社会伦理悲剧都可以找到张献忠的影子。

非但如此，太人性的也会造成个人道德的惨案。例如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等人物，虽然是艺术的形象，但足以反映出社会人物真实的生存状态。阿Q的“精神胜利法”，孔乙己“君子固穷”“茴字的四种写法”这些迂腐思想等等，我认为都是太人性的生动诠释，同张献忠一样，他们都是在反自然社会生态下产生的“思想上的畸形儿”。

所以说，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廉明的社会制度规则下产生的健康的，自然的社会生态对人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因此，一个符合自然属性的民主自由社会永远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这不是出自人的理性选择，而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必然要求。

总的来说，人类的生活受三种因素共同制约，分别是先天，世俗和宗教。先天的因素包括了时间和空间，身体官能，艺术能力，母语等等，世俗因素包括了体制，法律，经济，文化传统等等，宗教因素包括了神祇，信仰，尊敬等抽象的意象和情感。这些因素在不同人那里的配比是不同的，所以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个体的一生不可能是一个分析命题，而是一个综合命题。

海德格尔说：“我们都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所以这个世界的一切都理应引起我们的好奇并由此产生认识论。人是万物的尺度，所以从自身出发，把决定人的一生的因素分为三大类。这三类在我们的意识里应该是泾渭分明的，否则就会造成认知紊乱。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中的过渡媒介达到另外一个层次，就像通过匝道可以进入高速路一样。语言和尊敬分别是先天和世俗，世俗和宗教的媒介，因为只有这两者是我们作为世俗之人除了世俗之外相对能够把握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语言和尊敬可以让先天和宗教更深层次上影响我们的世俗生活，这样我们作为人才能生活的不是像蚂蚁一样渺小的二维生物，才能够让生命更有深度，更加立体。

 

后记：关于宗教和哲学，能够讲述的有意思的东西太多了，以我浅薄的学识仅仅是入门的水平还达不到。所以只能讲述一部分自己肤浅的认知，多有矛盾和漏洞，请见谅！

明知自身能力差，依然不可为而为之，是因为有些话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我也深知，宗教和哲学将会深刻影响着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赤党在二次革命的时候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我在思考我们发动的第三次民主革命的哲学基础是什么？

因为缺少理论基础，思想建设就无从谈起，没有思想建设就没有行动指导，革命事业也必然成为空中楼阁。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民主斗士应该重点思考的问题。

三，语言的方法论

语言就是意识形态的表象

本篇开头我将提出一个可能会令几乎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观点：所有使用简体中文的人，甚至包括一大部分使用繁体中文的人都或多或少是赤党的帮凶。我知道这个观点将产生巨大的争论，但我要做出解释的有三点：一，中文在中国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不但主导了卑劣的國民性，也是这个文化酱缸中最主要的成分。包括我在内，包括这本书在内，或多或少都是赤党的帮凶，只是因为我使用中文书写，无论是多么睿智，多么伟大的观点，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二，在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开始直到康熙，统治者都热衷于造字，利用权力给文字作规范，这些奴隶主们热衷于此的目的就是更好地统治奴隶们，并且利用科举制加强了语言的控制力，历代奴隶们为了生存，不遗余力地学习语言技巧以讨好主子。所以汉语就是一门奴隶的语言。赤党不但曾经主导了汉字的简化，而且在现在它们依然主导了话语权。很多词汇，都是意识形态渗透的结果，除非是像台湾那样独立出来，拒绝其渗透，有其自成一派的语言和政治体制。否则所有人，包括海外使用简中的民主人士都不可能不深受其影响，这也是简中互联网平台普遍呈现低素质的潜在原因。这种影响用词汇，发音，语义等方法通过简体字耳濡目染和思想渗透侵蚀人的意志，让人在潜意识里对它有种似有似无的好感。在赤党无法对境外势力施行热战的前提下，互联网话语权的争夺无疑是斗争的核心内容，在这个领域内的斗争我们必须要胜利，才能将战争升级为全面的，正式的“冷战”。

三，中文作为全世界唯一一个还在使用中的表意文字（当然在汉字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表音的特征），它自成体系，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和排他性，这体现在其使用者的民族性上。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和中文因为其缺陷，绝不可能自我改良，必须依靠一种有强制力的，外来的文化力量参与自身的进程。

所以，拒绝赤党同化的根本策略就是废除简体中文-连它的一个偏旁，一个字，一个音，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要让它进来自由世界，更不要相信。或者说，使用中文本身并非是种错误，但是泛民运团体大规模的使用中文就是个严重的错误，至少处于中上层的民众要使用不同的语言，因为中文使用泛滥的情况让我们的思想趋于同质化。

如果有和赤党和平谈判的必要，我不排除未来要和赤党进行有条件的对等谈判，但这种谈判必须以英语直接进行，因为英语是中立的。即使是在海外民主党派内部的正式讨论或者会议，我建议都要使用英语或者日语，否则，那些掺了无数杂质的思想将会侵蚀与会者的灵魂，使整个的讨论导向不确定的方向。

除非是在私人的场合，日常生活中与亲朋好友聊天，谈心，那就没有禁忌。或许我的结论有些激进，但国人确实需要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想法，这是民主自由的要求，也是民主自由的实践。

“方言”是赤党想解决但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国地域广大，民族和民族语言众多，方言更是数不胜数，即使是同一方言片区也有十里不同音的说法。我们要鼓励不同种的语言区抛弃使用汉字，鼓励他们使用拉丁字母加上其自身语音特征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字和语言，比如粤语，闽南语。也要积极综合同种方言区的不同方言语音特征，创造共通的官方语言，例如中原官话片区。

综合了各个不同语言特征的语言暂时称为”泛东亚拉丁语“，这是一个”野望“，目的是为愿意为统一在”华夏国“的旗帜下的同胞创造语言条件。以后的中国必然会像欧洲一样四分五裂，其中语言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次是民众与统治者已经离心离德，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趋势。所以，我有理由宣称：如果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击败赤党，那么在战场上也不能击败它。

语言腐败

北大张维迎教授曾经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语言腐败。语言腐败是什么含义？简单说就是人们出于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的目的，形成一些语言词汇，附加一些不同的含义，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含义，然后就可以忽悠听众，达到某一种目的。张教授还举出来许多例子，来说明这种腐败或者说意识形态渗透是如何起作用的。比如说：人民，公仆，打黑，反腐等等，有兴趣的可以参考相关资料。

语言腐败的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个：

1、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2、语言的腐败，毁坏了人们的道德。3、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来源：百度百科

中国的语言腐败是权力借助学阀通过强制力并用于汉字作为工具来实现的。学阀是指在教育界或学术界中，凭借势力把持和垄断资源，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团体。大家可能听说过军阀，但很少听说过学阀，这个词源自日本，我想是因为像军阀一样垄断暴力，学阀垄断了学术，所以才有了这个词。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中国有学阀，自由世界也有，但是在言论自由的国家里，学阀是少见的或者是某种手段，但在中国是普遍的并且是种原则。所以，任何有突破现有体制的思想和言论都会首先被学阀打压，大多数都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大学里校园里、从源头上就消灭了进步的思想。

我们可能无法有效应对学阀垄断，他们就像一只只在自己泥塘蹦哒的青蛙。但是我们可以对自己使用的语言进行有效控制，从而阻断语言腐败和意识形态渗透，从自身做起不观看含有明显赤党意识形态词汇的文章或视频，不使用含有赤党意识形态渗透的文字，尽量在生活中使用中性意识形态的英语或者日语，或者学习台语，在互联网平台使用繁体字/词。并且，我们要尽力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字。

用语言的魔法打败文化的魔咒

能打败魔法的只能是魔法，打败极权主义铁拳的只能是威权主义铁拳。不要去信什么民主自由主义救中国，民主自由只是理念，理念打不败赤党，否则它早就被民运那一帮老哥们打的满地找牙了。只有把民主自由理念转化为原则，原则转化为方法才能消灭赤党。

赤党的某位领导人曾经写了一本书，名字叫《美国反对美国》，但是他小看了美国民主的灵活性。美国政客作为民意代表，在大多数时候要时刻考虑到选民的感受，自然不愿轻易说出激进的言论，采取激进的行动，一般会采取原则性的系统论述去解释为何要这么做，但一旦制定了策略，就会团结起来重拳出击，且不会再轻易改变。特别在紧急时刻或者在国家安全面临挑战的不寻常的危急时刻，采取紧急措施来应对是惯例，即使有时候见不得光且通常会遭到普通民众的反对，这是美国民主的灵活性，既有互相攻讦的吵吵闹闹，也有处理原则性问题的雷霆重击，小看了这种灵活性，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种灵活性就是民主成熟的标志。所以，不但专制主义有铁拳，自由民主也有铁拳，且这种铁拳有时候会更加强硬。

我们要抛弃传统的斗争策略，开辟新的斗争形式。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用和平方式发动的战争，包括文化战，思想战，经济战和政治战，如果战斗失败，我们将可能陷入一场真正的热战，到时候必是尸山血海的场景，所以为了和平，我们的这场战争只能胜，不能输。我们是真正和平的维护者，因为我们与智慧为友，而愚昧和麻木不仁是动乱和屠杀的源头。

其中汉语拉丁化运动是文化战的核心内容。其根本目标就是以语言革新理论为动力，泛东亚拉丁语为武器，从根本上推翻以“大中华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为代表的赤色史观和赤色意识形态论述，建立以“尊皇重教，天下布武”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新体系，团结海外民主派别，共同为开拓华夏诸民族自由，民主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汉字革新另一个现实功用就是彻底反思文革，为什么这两者能扯上关系呢？就是因为如果我们稍微能够反思一下文革十年，那些惨绝人寰的的场景无不在控诉人性的泯灭，就会明白这种人间惨剧绝不可能是少数几个人就能发动起来的，必然是整个國民性出了问题，并且出了大问题。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历史长期积累的怨气和愚昧落后的民众文化在短时间内的集中爆发。

语言是文化的基础，对语言的革新就是对文化的革新，用一场带来现代文明的文化革新去反思另一场造成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是可能的，因为它们是同质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有火一般的热情和行动，流出来的血必须经过火的洗礼才会洁净。但是，至今仍有少数人对文化大革命念念不忘，想带我们重走老路。由此观之，文革对我们整个华夏民族的影响依然存在，且会继续长期存在下去，我们对于文革的反思还远远不够！

对于文革不仅需要反思，要采取行动建立博物馆，祠堂，寺院等场所去纪念，更要一劳永逸地改变我们的文化生态，让它向着现代文明的方向走，这样才能保证类似文革的悲剧不可能再发生，这必然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而语言革新只是这场变革的开始。

语言革新的两个趋势

语言革新分为两个不同的趋势，也是对于中国语言文化发展方向的两个预测，这两个方向是同质的，也可以认为是汉语言革新的两个阶段。分别对应汉字改革和汉语拉丁化。

汉字改革-为每个汉字/词找到合适的对应假名，在汉字实义词加入表音化的假名以对应其时态，语态，词性的改变，虚词则尽量用假名表示，这里的假名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案之前用日语假名表示。这是汉语革新的中间状态，也是未完成状态。为的是能够让一部分人容易迅速掌握。

汉语革新的完成状态是指汉字完全由拉丁字母符号所替代，语言的词汇形态优美，发音足够科学合理，能与传统的中古汉语的发音有一定的继承性。这两种趋势并不矛盾，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性发展，同时也意味着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两个预期，这两个方向是同质的，也可以认为是汉语言革新的两个阶段，对应于“走向亚洲，走向世界”。

因为汉语自创造之初就有其独特性和保守性，表意文字是它最大的特点也是对其走出国门最大的限制，世宗大王发明的彦文绝对是天才之举，而且现在的朝韩早已立法限制汉字使用，如果不是日本也在使用汉字，那么它的影响力必然还要大打折扣。在这个问题上我并非在妄自菲薄，也并非是崇洋媚外，把西方的都看做好的。而是从事实上讲，现代文明诞生于西方，并且确实比中国传统文化先进，汉语汉字确实也阻碍了中国人拥抱西方现代文明。

我知道极少部分人因为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发展了一些就成了暴发户，民族自信力开始爆棚，“大中国主义”开始抬头，在简中这个泥塘里跳跃着，并自我标榜为“爱国”。但这是个大国竞争的时代，如果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厉害，那么就必须从竞争中胜出来证明，而并非是关起门的自我意淫和自我高潮。所以，中国文化要通过革新走出国门，中国人也要走出国门拥抱世界，而语言革新就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拒绝革新就是拒绝进步，拒绝进步就必然会被历史淘汰。

语言革新是内在的改变，所以只有主观的困难，没有客观的困难。我常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任何人造的事物都要以人的意志为准，例如人使用的工具都要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语言是人交流的工具，当然也要符合人的意志，显然它不同于其他的人造工具，语言对人的影响要大的多，深刻的多。语言的革新也并非是个别人在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所以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在长期的实践、磨合中寻找最合适的解决方法，我相信一个集体只要有决心，就一定能够克服语言革新方面的技术性困难。

人是语言的工具

自从哥白尼第一次指出群星包括地球都围绕着太阳为中心旋转—虽然我们现代人知道这并不准确。但毫无疑问，这种石破天惊的论述震撼了当时的人类，为人类正确认识世界乃至宇宙开启了崭新的一页，从此人类渐渐放弃了“地球中心论”这个骄傲自大的论述，开始学会面对大自然和宇宙时的谦卑，为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增添了精彩的一笔。之后的哲学家康德以《纯粹理性批判》再一次彻底改变了人类的认识论，将传统认识论的唯理论主义倾向转变为以人的认识能力为核心，开启了认识论的“哥白尼式革命”，从而为后世的唯意志哲学和分析哲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再到现代的维特根斯坦，他提出传统的哲学问题不过是对语言的误用，所以哲学的本质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澄清问题。所以他说：凡是能讲的都能讲清楚，不能讲的，我们要保持沉默。

这一次次的认识论变革都在不断打击人类盲目的自信，在整个大自然面前，人类显得滑稽又可笑，当然最可笑的还是中国人。具体会在人性的，太人性的那一节讲出来。我常常用一句话来自我鼓励，在这里希望分享给所有人：Be Gods planted。

在我们打小的观念中，被学校灌输的知识一直是：人类比其他动物优越的原因是因为人类会使用工具。在《语言学概论》中就直接讲明：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这句话如果仔细分析，它包含着两层意思：

一， 语言是人类的工具。

二，人类的交流需要通过语言进行。第二层意思当然没有问题，因为人与人交流必须通过某种可感的质料作为媒介，语言就是这种天然的质料。但第一层意思常常被人忽略，它意味着似乎语言是我们的玩具，可以随意摆弄它似的，其实不然。

在我看来，语言并非是人类的工具，相反的：人类是语言的工具，语言利用人类显现了它自身的意志。这个结论似乎有些极端，但我认为这才是真正贴切的表达。即使是作为人类的工具，试想，在工具为人类提供便利的同时，人类不是同样为其自己所制造的工具所限制吗？世界应该是多样性的，多元化的，存在各种想象不到的可能。现在的人们发明了化石能源，电能源，甚至氢能驱动汽车，这种物质的，接触类的驱动形式可能已经限制人们无法想象一个非物质的或者远距离驱动汽车，比如说能量水晶驱动或者远程电力驱动。当然，这不是本节重点讨论的内容，只是指出存在这种可能性，并且提醒大家要拓宽视界，科学的起源就在于想象力，即使只存在于想象中的视界对于理解现实生活来说，也有巨大的作用。

其实早就有智者提出“人类是语言的工具”。这就是萨丕尔沃夫原理，又称为语言相对论假说。語言決定論認為語言決定思考模式，不同語系的語言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樣，也就呈現了各種語言彼此間的相對性，所以任何民族的語言都與其文化和生活環境的需要一起成長和改變。虽然这个理论在学术上一直存在争议，但我坚持它是正确的，至少在合适的条件下是有效的，理论基础就是“实践的理性”，因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会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阐述。

中国“酱缸文化”的根源在于汉字

汉字已经成为阻碍中国人素质提高和社会继续发展的最重大的因素。这里我不强调汉字本身的缺点，而是汉字作为世界唯一尚存的表义语言，历史的糟粕的东西太多，禁锢了思想，阻碍了创新。很多词语，俗语都是模棱两可，来回摇摆，没有一个稳固的价值观，大多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再加上复杂难记，是很好的愚民工具。当然它也有很多优点，至于优点多还是缺点多，是仁者见仁的问题，我不是博学家，只是个革命者，所以我只提它的缺点。

汉字发展到现在可能不需要改革，还没有达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但一定需要创新，否则中国人只能故步自封，永远落后，永远自绝于世界主流。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探讨了中国“酱缸文化”的本源，并把这种本源归结于中国特殊的地形的因素，归结于山脉和大海隔绝了中国文明与外界文明的交流，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总认为欠妥。首先受地理因素隔绝于外界的国家又不是只有中国一家，日本也是，日本国是一座岛，被广袤的太平洋包围着，自古也与世隔绝，地理位置比中国差的多，只受到中国的影响比较大，但却发展出了与中国大不相同的国民性，这作何解释？

其次，历史，文化和国民性都是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综合的产物，并不是单独的地理环境要素就能决定的，把原因仅仅归结于客观因素，无疑是否定了或者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无疑就变成了宿命论，似乎我们就注定如此似的，任何的反抗都是枉然，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我是真心希望中国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把理论和现实分离开来讨论，因为这本身就是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都生活在现实中，但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思想，没有对于未来的畅想，甚至缺乏想象力。即使现实的引力过于沉重，沉重的把所有伟大都变得平凡了。但一个人自由的精神是任何事物都阻挡不了的。

语言革新甚至于创造一门新语言，我自然知道其困难之处，但相比于无路可走，相比于它能够带来的收获来说，任何困难都显得无足轻重。另外我把困难分为两种，客观困难和主观困难。客观困难具体展开来说比如：违反科学定律的，（永动机，水变油，超光速等），违反国际秩序和基本准则的（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种族灭绝等），违反社会科学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主观苦难包括关于身体的（减肥，坚持体育锻炼，一天的劳动）关于精神的（按时起床，坚持读/写完一本书，保持好心态，每天思考哲学）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客观性的困难通常是那些违背自然规律，违反国际社会普遍准则和反人道主义的情形。而主观困难则是与实现个人价值密切相关，通过人的意志力和习惯就可以克服的事情。语言革新就是后者，通过一个个充满人主义色彩的词汇，汇总起来，就具有普遍性意义，再加上普适性的语法结构，然后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语言革新就完成了，这完全是依靠每个人的思想和意志完成的事业。

语言革新是思想的改变，俗话说得好：青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主要的困难在于改变自身，在这个问题上客观的困难是有的，但处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有智者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任何人造的事物都要以人的意志为准，例如人使用的工具都要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语言是人交流的工具，当然也要符合人的意志，显然它不同于其他的人造工具，语言对人的影响要大的多，深刻的多。所以，语言的革新也并非是个别人在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所以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我相信一个集体只要有决心，就一定能够克服语言革新方面的技术性困难。另一方面，技术性的困难不能成为改变原则的原因，否则这和只配拉磨的犟驴也没有什么分别了。

重估一切价值

在一个健康的国家，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应该像阳光，空气一样无条件获得，而不是某些人的特权。如果底层因为受到压迫，强制劳动，身心摧残等对基本人权的侵害而生病，甚至自杀，死亡，不应该看做是命运的不公，而完全是这个体制本身造成的。就像在国内近些年越来愈多的人罹患癌症，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生活作息习惯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受到越来越大的身体和精神压力所致：长期超支的劳动，看不到希望，挣扎于生存与死亡的边缘。年轻的勇者可能会跳河自杀。怕落得身后的坏名声，没有那种勇气去自杀的人可能会希望自己患上绝症，或者故意怠慢，拖延治疗，把小病化成大病，以这种方式体面”自杀“，这种情况在农村的留守老人中间非常常见。近乎完美地骗过所有人，人们不会产生更多的联想，这种死亡也不可能在自杀统计范围内，死的无声无息。相对于体制下民众的悲惨命运，民众应该清醒–这个体制的产生必定有偶然的成分，但能持续下去，是其民族文化和民族性必然的结果。我们马上应该意识到，这个体制是与这个民族的民族性是相配的，其邪恶体制也是其低劣民族文化在政治上的显现罢了。

唯有“仗剑倚天”才能彻底解决中国阶层撕裂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白剑和天分别对应的概念是什么。天，中国人以天为信仰，却始终不明白什么是天，也不知道什么是天意。天的意思不是阶层意义上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或者领导者，也不意味着某种势力，甚至并不是客观的存在物，就是由我们几千年传统形成的那些掺杂着文化渣滓，腐儒思想的”酱缸文化“本身。

中国人迷信算命，却算不了洋大人的命，因为外国人压根就没有这些文化，他们不是这个文化酱缸里的蛆虫，是堂堂正正的人，所以不受这个酱缸的影响，也就算不到洋大人的命了。我们现在社会现象只不过是传统文化的思维惯性形成的。这也是构成现代人思想的底层逻辑。对此，我相信会有思想文化水平更高的朋友会作出更好的解答。

既然有了批判的对象，那么我们就应该磨好手中锋利的剑去解决它，彻底砸烂这个文化酱缸，把其中苦苦挣扎着的命运蛆虫彻底解放出来，变成正常的人。我们的对手是无形的，这把最锋利的剑也必然是无形的，它是文化批判之剑。这把剑叫做语言创新，用哲学家尼采的话来说就是利用语言创新来实现“重估一切价值”。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用逻辑理论根本不顶用，文化本身就是人性的某种“趋势”的结果，而这种趋势是人的意志的结果，而意志本身则是能够被直觉但无法被把握的“盲目的冲动”。

而为什么语言能够影响人，甚至说影响人的心灵？具体的解释参见萨皮尔沃夫原理。虽然这个原理有争论，但至少从语言学意义上在某种程度上搭建了由语言到心灵的桥梁。

复盘一下基本逻辑：假使我们设计的语言创新方案能够扫除国人意识中传统文化渣滓，并种下新的价值观念的种子，以新革旧就有可能引导国人思想向着我们所设计的方向走，那么就可能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在这里，“我们”并非是指精英，而是每一个国人，所以，它从一开始就是平等的。毕竟，语言是由民众创造的，也必须要依赖使用者才能实现其意义。

参考盛唐古书《通文字考》：倚，倚也，靠，立之意也。亦通刈，曰倚天。斩，杀人心之意象之至高者也。倚天—本意是是靠着天，形容极高，也形容很长的剑，也有杀，灭的意思，通刈，刈就是割草或者谷物的意思，引申为斩杀非生物体。倚天，就是斩杀人心中形而上学的至高之物，也喻指突破自我。

可能会有人说上文是我的杜撰，贾宝玉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我不但要杜撰，还要造字，同样的道理，凭什么仓颉，康熙，郭沫若之流都能造字，偏我不能造字？五胡乱华时期民族英雄冉闵说：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也？同样的道理，既然我是汉语的使用者，那么我有充分的权利对其作出批判并根据自己的理念改变它，只要大部分人都认为改变是对的，那么语言创新可成。

这就是我所说的“仗剑倚天”的含义。它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具体问题，也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需要我们年轻人更多的努力和思考。

语言革新的未来畅想

仅有语言革新的观点依然完全不够，更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最大程度促进民众觉醒并给赤党的“心脏”致命一击！我的答案就是泛东亚拉丁语。从毛时代提倡“汉语拉丁化改革”到主动放弃语改再到大力推广普通话并打压方言文化，其实就类似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统一文字，本质上就是用愚民政策以维护其封建专制体制而已。由此就可以看出端倪—它们害怕语改，更害怕语改必然的后果—自由民主意识的觉醒和蔓延。由此看来，赤党的意识形态封锁已经千疮百孔，而这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敌人害怕的就是我们喜欢的，敌人反对的就是我们应该大力提倡的。海外民主自由人士应当能够团结一致地肯定方言文化的意义和作用，鼓励来自各方言区的人士在正式场合说英语，在非正式场合说方言，并用方言和氏族文化为纽带，建立起他们的团体。

在这里没有提到在正式场合使用泛东亚拉丁语是因为其正在创造中，尚未完善。另一方面，语言创新（东亚拉丁语）是一改中国几千年文化面貌最好的武器，是中华千年未有之变局！其主要目的就是从根本上提升人们的素质。还有，语言蕴含了意识形态的表达，赤党擅长控制意识形态，但我们要把自由，民主，真善美等主要的普世价值观念以单词，以语句的形式在语言创新中表现出来，同时除去泛奴隶制的，封闭的，被动愚蠢的意识形态，从文化层面彻底消灭赤党专制思想存在的基础，消灭赤色恐惧的渗透，建立一个安全的社区。并且与世界主流国家的民主自由斗士协同作战，与主流价值观一起，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天下人”。

语言是文化的基础，这是我的一个论断，并不知道是否有典故。如果没有可能还要做一番论证，但如果我的每一个小论点都需要做一个论证那么这篇文章可能永远完不成，所以我只说结论并不过多的去证明。

语言给了外国人了解他国文化最真切的直观材料：可以用耳朵去听其声音的抑扬顿挫，给人以不同的抽象感受。可以用眼睛去看文字的繁杂或简洁，从而了解其处事方式。语言的语法逻辑必然影响其思维逻辑，从而大概了解其处理突发情况时的应激行为。乔姆斯基说语言的应用99%都是内在的，表现在外部的应用只占1%，可以说语言与人形影不离，所以只要存在思维也就存在语言。语言是思维的材料，并且思维的模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言的模式。所以我认为萨皮尔沃夫原理（语言决定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用我的话说这是”实践的理性“，并不能由纯粹理性进行批判，因为两者不是同质的。

这里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这个猜想来源于《圣经》中关于“巴别塔”的描述：未来人类的语言可能会演化成同一种语言，可以称之为神性的语言—随着民族全球化的融合以及人类普世价值的认同强化，所有的语言，至少是大语种逐渐会变得趋同。即使我们分析现存的世界各民族自然语言的时候，语法甚至语音的趋同就已经初现端倪，难以想象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语言又保持着某种神奇般的相似，难道这不就是人类普遍思维模式和普世价值观念的明证吗？

这已经不是值不值得讨论的问题，而是认知问题，因为事实已经明摆在那里。在未来的“语言大一统”进程中，这个神性的语言应该从几个大语种，也就是自然语言中通过抽象提取其相似的发音，语法部分，语言符号必须是拉丁字母。去除了自然语言中那些糟粕的部分，留下各自的精华，这样一个完美的人工语言有可能取代英语的地位，如果可行，必然是新时代人类的巴别塔。

《圣经》中记载，挪亚的子孙使用同一种语言，上帝由于怕人类力量过于强大，于是让人类语言变得混乱，分散于各地，以至于巴别塔未能建成。我还想，如果《圣经》并非是传说，而是一个事实，那么这种统一后的“神性的语言”一定会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促使人类可以完成近乎于上帝的工作，甚至媲美神用语言创造天地的壮举。无论如何，这个语言必然开创整个人类的新纪元。虽然这只是个猜想，但仅仅只是以信仰的形式存在也无疑可以为迷茫的人指示方向。

语言革新的社会学意义

我有一个信念，我相信上帝或者神与中国同在。这种信念不是说上帝眷顾中国，让中国一直有好运气，而是说上帝不会让中国人白白吃苦。具体就是说上帝一定让中国人吃了苦头后明白一些道理，获得觉悟。中国人已经吃了两千多年的苦头，一旦认识到苦难的根源，这种觉悟也必定是这两千多年从未有过的，能够让国民洗心革面的，对于文化整体性的认知。

人们用语言谈论了一切，但唯独很少谈论语言本身。中国人对语言更是漠不关心，甚至很多人世代都是文盲，现代中国文人虽认得几个字，但大多都沉浸在古代的语言结构中无法自拔，因此造成了普遍的，令人窒息的平庸。我从不否认这些艺术的价值，正如休谟不否认理性的意义，但质疑还是要质疑。我把“东亚拉丁语计划”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康德式革命”或者“哥白尼式革命”，世界上的语言并不平等，这个计划就是试图把中国文人的视界从语言的外在表象转向为语言内在实体的考察：它擅长表达什么？能够表达什么？语言的界限在哪里？明确了其表达边界也就规定了如何突破其表达边界，为其在新时代的发展指明道路。

另一方面，当我们试图表达与另一个人的公开决裂，不是打架，也不是骂战，而只用轻巧地说一句：“我和你没有共同语言”，就足以完全表达自己的意志。台湾议员针对政府的质询，在讲到动情处闽南语粤语甚至英语单词就脱口而出，也使得辩论更有力。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当我们与另外一个人没有共同语言的时候，就互相难以理解，鸡同鸭讲，双方或对方处在类似“信息茧房”的状态中。由于互相怀疑的存在，双方有可能彼此处于任何状态，这时候两者处于“黑暗森林”关系。

要反对一个人，就是要忽视他，表达不合作的立场，并建立起“黑暗森林威慑”（非暴力，不合作，并在暗中积蓄力量，在合适的时机给予其致命一击）。并且，当在一个民族内部建立起黑暗森林关系时，整个民族的力量就被瓦解了，就像朝韩关系，根本不用外人挑拨，双方见面就恨不得将对方撕碎。从38线双方边防战士的眼神中就透露着掩饰不了的杀气。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因为事情就这么自然而然发生着。

当然朝韩两国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同一个民族，两国间黑暗森林关系的建立是有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最容易建立起黑暗森林关系的方法就是人为造成语言和语境的不同。例如“人民”这个词，就是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袁世凯说过，我也在网路上多次说过，“任何人终其一生也不能见到一个人民，只能见到一个又一个的人”，所以，“人民”这个词就是彻彻底底的欺骗和文化渣滓，至少在G党的语境中已经沦落为奴隶的代名词，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欺诈中的欺诈，有智者就明确指出：它既非中华，也非人民，更不是共和国，我认为把其中的中华换成苏维埃，人民换成奴隶，共和国换成帝国更为恰当。所以在东亚拉丁语语境中拒绝使用“人民”这个词语的音节，而用rezent表示，释义为一个人类个体，或者类似于英文的People，是人们，人类，人间的意思。同类的词语还有rezum民主，rezurism民主主义。我们要和赤党划清界限，本质上就是要和赤党语言的意识形态划清界限。任何有意或无意使用和它相同语境的词汇都可能是它的帮凶。因为中文的“语言腐败”现象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并且至今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所以， 我呼吁大家开始关注语言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语言就是文化，政治本身。

没有人类社群的形成也就没有语言的需要，语言就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达到那种“不得不说”的时候，语言就成型了。所以，语言也是种社会现象。现在的中国社会人们也有太多“不得不说”的时候，不单单是指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更进一步，汉语也是一样，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中文文章看起来特别累人，尤其是文言文，是因为它没有明确的，直观的语法，语言读者通过看文字去理解字与字之间的结构，而这些字在外国人看来都差不多，对国人也需要一段思维过程来理解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和日语比较起来，就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字词和不具有实际意义、只具有语法意义的字词的外形、发音在直观上没有区别，所以感觉特别累。

中文本身就不适合进行理论建设。它是字本位的，汉语词汇是由一个个的字组成的。所以对于一个整体的意义是先割裂又组合起来理解的。天然有一种割裂感，不像日语那样由平假名形成了一个个的模块化的固定搭配或者词组。

我一直有一个不太成熟的观点，人不过是语言的客体，语言通过人的行为展示了自我。语言的杂多必然形成一片狼藉，但语言的统一性必然又将这些杂多按照它的意志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无限的杂多形成无限的整体，无限的整体就形成了这个世界。人很难逃脱语言的界限，即使是梦到，也难以表达出来。所以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界限就是人世界的界限。

语言革新的两层内涵

语言革新运动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

1、汉语言改革运动

字词句、语法、发音、字形、书写形式都要改革，使用假名注音。只有语法功能的，不具有实在意义的字词使用假名。

2、东亚拉丁语言创新运动

以东亚汉语词发音为基础，使用拉丁字母，结合欧洲语言的特征，创造出的表音语言。

我是一个conlanger，一个造语者，我明白语言创新的意义。对于话语权，我想说，年轻人必须要有一套自己属于年轻人群体的语言。以这个语言为基础打造我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形而上学，利用这个语言，我们可以自我提升，这样我们才能拥有话语权。因为在他们的语言环境中，就像许多只老青蛙在他们的池塘里咕咕乱叫一样，年轻人是没有办法拥有自己的话语权的。

更深一个层次来讲，两个人或者两个群体因为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无法达成共识，就会说：“我和你没有共同语言”。这句话再清楚不过的表明了我的态度。在面对看不惯的人和事的时候，我总愤愤不平，然后安慰自己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大于人与猪之间的差距”。现实中人们之间思想的鸿沟已经太大了，大到足以撕裂家庭，社会的程度。所以，新的语言创新和应用必然也会应运而生。而我，只是其中一个实践者，并不是我创造了“泛东亚拉丁语”这个语言，而是现实的意识形态的撕裂成就了这门语言，我只是忠实地把它记录下来。

理论问题有两个要点：

萨皮尔沃夫原理以及对人的思维的影响，从而上升到对社会问题的解决。

汉语拉丁化和东亚拉丁语之间的传承关系。

 

技术问题有两个要点：

元音的抽象化解释：这是造词的抽象依据。

理解为什么要模仿和使用日韩语法。

如果不能理解这些要点，就不能理解语言革新，也不能理解它的重要意义。然而理解这些要点是不容易的。特别是理论问题，看起来简单，理解起来牵涉的内容多，我根本不相信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人能理解这点。

萨皮尔沃夫原理

（Sapir-Whorf hypothesis）是一种语言相对论的理论，也称为语言决定论或语言相对性原理。该理论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还影响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

根据这个理论，人们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语言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且也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语言会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方式，甚至会影响人们的文化价值观。

例如，一些语言中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可以强调时间顺序的概念，这就是语法中的“时态”，而其他语言则没有这样的强调。因此，说不同语言的人们可能会对时间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这也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和文化习惯。

总之，萨皮尔沃夫原理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还是一种塑造我们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的力量。

再谈“火星文”

80后的时代，网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火星文，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见过，但使用过的现在我估计已经三十多岁了。我大致测算了一下，火星文兴盛的年代是中文互联网兴盛的时期，在2006到2015年之间。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爽，再加上略显颓废的文句和杀马特风格的人物造型，很符合当时的潮流。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它的语言学意义，但再谈火星文，才意识到它其实回归了文字的本质——不过是语言符号而已。

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讲到类似jeong这样的拼音，当然按照58拼音的规则，这样拼写是错误的，至少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并不存在与之对应的汉字。但我们老师对我们说，这是语言创新。所以，既然拼音可以创新，那文字为什么不能？不管社会上有多少人对火星文进行批判，我自始至终都认为火星文是一种文字的创新形式，而且是一种特别有益的文字创新形式。它回归了文字的本质，就是文字的符号功能，就是记录语音的符号。不要跟我说什么象形，那都是扯淡，世界上所有语言源头都是象形的，但慢慢就回归了符号的本质。只有汉字多少还保留了少部分的象形功能。

“语言革新”的人本意义

汉语太沉重了，有几千年的历史包袱。“泛东亚拉丁语”一定会是一种很轻松，很表面，很容易的语言。它发音自然，表达准确。在交流过程中，极力避免了被误解的概率，使人际交往更加轻松，自然。正对应了那句古话：君子之交淡如水。

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可以不吃饭，但不能不说话。而且汉语汉字几千年的历史也是不断变化的，全球使用的都是表音语言，汉字是唯一的表义语言。在新时代，难道我们不需要一个表音语言作为选择吗？使用更简单，更方便，更国际化的语言是内在需求。如果把“泛东亚拉丁语”做出来，形成一个文化产业，那么它一定会是一片蓝海。英语当然也是必须要学的，但是学英语功利意义很强，并不具有很强的文化统战意义。

语言创新如果不能提高使用者的素质，它将一文不值。我很少用很强硬的语气说出一个不确定的东西，毕竟新语言还没有成功。但是这是我必须坚持的原则和信念，也是我的动机和出发点。也许会遭到很多人的嗤之以鼻，但我不得不做出以上郑重声明。

语言不是任人把玩的玩具，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维持文明的基础，虽然它在社会学上有交流工具的属性，但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它又是文明的主要承载对象，是我们人类思想的载体，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它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思维，不由不让我们倍加敬畏和珍视。

许多国家国民都有“第二语言”甚至“第三语言”，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不能有“第二语言”呢？这也解释了国家为什么重视英文教育。英文教育绝不能只是功利主义的教育，而是让人拥有第二套思维方式，从而突破现有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这是比功利主义更重要百倍的。

但是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很难有需要英文交流的情境，其它小语种就更少了，这也是外语教育受限制的地方。但新语言就不同了，它脱胎于汉语，天然就和汉语使用人群更加亲近，但词汇，语法却和汉语却有很大不同，也就能承担“让人拥有第二种思维方式”的重任，天然就更适合作为群众的第二语言使用。所以，既然它拥有这么重要的任务，它也绝不可能是平平无奇的，绝不可能通过几个“语法公式”就能轻松驾驭的。如果可以轻松完成，它不大可能有多大的益处，也不可能完成赋予它的使命。

语言革新的现实意义

汉语拉丁化因为其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不应该因为困难就放弃。首先我们不能否认它的文化传承，我的建议是先采用类似日语那样的汉字+假名的过渡形态语言，当然它的注音是拉丁单词。两种语言读音相同，只是书写符号不同。这样就避免了文化传承的问题。其次有人说汉字有音有意，但是拉丁字母没有，这个说法不对，既然拉丁字母组成的单词可以交流，那么它就有意，不存在没有意义的语言符号，不然那就不是语言符号。可以说使用拉丁字母书写的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可能没有汉字表达的意义范围大，但不能说没有。再次，任何新的东西实施起来都困难，更别提语言这个比较基础性的东西了，如果怕困难，那么就不会有改变，人要是因噎废食，讳疾忌医，那他的命也不会长。任何的改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简简单单的，如果是，那么它的意义也不会很大。

我们应该意识到，语言的革新是伴随着中西方文明的交汇而产生的，最初的汉语拉丁化可以追溯到明朝的西方传教士对汉语的罗马字注音。这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现在我们再谈这个话题，并非是“炒冷饭”，而是出于革命和生存的双重需要。

首先我认为“诸夏”各国基于本国或者本民族特殊的语言发音方式发展出各自的拉丁语单字/词，甚至于不同的语言形式，对于保留和发展其自身特色传统文化，乃至于加强国民的民族认同至关重要，这也是独立国家防止被同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和象征。

并且，对于赤党通过强行推广“普通话”来消灭他国语言和民族认同的恶劣行径，一定要加以强烈抵制，这也是我提倡的“泛东亚拉丁语”最主要的动机。因为即使在同为“中华”的所谓共同体内部，也没有任何理由试图消灭“方言”，这等就是在抹杀民族文化和记忆，和秦朝的“焚书坑儒”，清朝的“文字狱”、焚烧民间藏书并无二致。

其次，语言革新是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并在这个过程中保留自身传统文化的需要。当年，美国黑人在融入美国社会中的时候产生了“黑人英语”，并且有语言学家给出了很高的评价。19世纪国人在广州和上海等与外国人商业交流的过程中，在“下南洋”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洋泾浜”英语，这都是语言融合的范例。

作为华人，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语言文化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要盲目自卑，一定要有自信力，因为我们也有自己的拉丁字母语言，并非是抱旧守缺的“死脑筋”，这样可以在自由平等的前提下与外国人交流，并且主动融合进当地的语言文化和制度中。只要有一部分华人可以彻底融入当地社会并且给人以高素质的印象，自然而然民族的形象就提升了，中国的民主自由革命就可能会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并且通过选票影响本国政府对于中国问题的最终决策。

 

 

四，尊皇重教，天下布武

中日两国应该成为兄弟之邦

中国有句古话，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现在的社会形态，包括朝鲜现在的社会形态，除了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外，与日本在二战时期的军国主义密不可分。日本如果当初不用野蛮的战争方式入侵中国，而是选择和平方式与蒋介石政府合作，就不可能发生西安事变，不发生西安事变打乱政府的政策部署，中共按计划将撤往苏联，大概率也就不会有现在中国普通老百姓被压迫的生活。总而言之，中共的崛起绝对和日本二战时期的军国主义激进分子有很大的关系，甚至于老毛曾感谢日本的入侵，这一点亦有史实，希望日本国民能够意识到。

历史早已经成为过去，不必刻意再提，但为了日本国民在想到二战历史的时候不必再心怀愧疚，能够问心无愧于天地，我希望日本国民也能够正视现实，帮助我们共同抵抗赤党独裁政权。特别是给予文化，政策和经济方面的必要支持。为此，我们也做出了很大的改变。我说这些并不是要埋怨日本国民，更不是要挟，而是为了面向未来，在共同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民主自由的共同理念下，冰释前嫌，铸戈为犁，永远和平，成为真正的兄弟之邦。

历史无数次证明，意识形态相近，文化传统相近的国家即使短期内有矛盾，但最终能够更加长久地团结在一起，比如英美，欧盟就是最好的范例，在不久的将来，我也希望中日两国人民能够抛弃历史仇怨，向前看，结成长久的同盟。

话说回来，二战时期日本所规划的大东亚共荣圈蓝图并没有错，就像北约组织的成立并没有错一样，只不过当时东亚国家发展很不均衡以及当时日本乃至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倾向严重，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步步紧逼，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以致局势无法控制，最终酿成战争的惨剧。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如果国家之间能够多一些支持，包容和鼓励，以和平的方式推进合作，或许会有不同的结果。但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如果。战争总是充满了野蛮和卑劣，现代人能够认识到美好的事物不能通过卑劣的方式获得，而且日本国民也为当时的错误付出过惨重的代价，中国付出的代价同样不小，并且至今依然在付出更多的代价。

想想那些中日两国在二战时期为了理想牺牲的人们，他们都可以称之为英雄，我们都是崇尚英雄的民族，既然是英雄，就值得我们共同的纪念。东亚国家遭受的苦难已经太多，已经足够了，现在不是为历史扼腕叹息的时刻，不是争论对错的时刻，而是为了共同幸福的生活奋斗的时刻！在未来，相信在陛下的庇佑下，东亚国家，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可以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在战胜共产主义政党的现实威胁后共同发展民生，成为真正的皇道乐土！

相信并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认识：如果中国在世界上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日本，如果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俄罗斯。如果我们能够思考一下台湾和海参崴不同的遭遇就会明白一切，日本是把台湾当做自己的领土去经营的，台湾人享有国民待遇。东三省也是如此，甚至一度东三省的工业产值超越日本本土，这也是历史事实。但是俄罗斯只会把海参崴的中国人屠杀和驱逐，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人，只是一群强盗。这被现代人认为是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殖民思维的不同。

即使在21世纪国际秩序愈发稳固，文明愈加成熟的今天，俄罗斯依旧在乌克兰的土地上做着和几百年前同样的事情，完全背离文明的准则，这样野蛮成性的国家必然要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和制裁。而战后日本国民的表现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与军国主义完全不同的日本。日本人的忍让，自制力和高素质给全世界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国际间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且日本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相似性，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最值得信赖的兄弟之邦。

没有节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枷锁

我知道我的言论在有些89民运大人物看来是离经叛道，但我不care。因为“代沟”的客观存在，他们不了解年轻人，甚至没有试图了解年轻人想法的意愿，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手一本奉为圭臬的大字经典，一曰民主，一曰自由，读起来摇头晃脑，实在是21世纪版的儒家经典。看似义正辞严，实则空洞无物，这是没有把理念转变为原则的必然结果，即使历史再过三十年，他们依然还是像如今一样失败。

作为80后，大部分时间我不用刻意了解史实，也不建议未来不从事政治改革工作的年轻人专门去研究比如文化大革命，64之类的历史，只要有个大概的了解就行，因为未来必定与过去面临的情况不一样了。面对新的境况，需要做的东西太多，需要有新思想，新的方法论，沉湎于过去的历史观念让人的思想停留在过去的斗争经验里，并且政治抑郁，越是经受现实的政治抑郁越让人失去斗志，同时也可能让人的思想肆无忌惮，作出错误的判断。另一方面，对于政治的整体驾驭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必须由专门研究政治的人来做，而且要有“强大的胃”，能够消化不同的政治观点转化为自己的营养，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这些，所以，作为普通人做好分内的事情就好。

提到政治，那些躲在西方政治庇护下唯唯诺诺做应声虫的人是真正可耻的，民主自由的风气软化了他们本来就已经酥脆的骨头，让他们在风烛残年的时候更加弱不禁风。越是强大的人，他的信仰也越坚定。越是能够付诸于行动的理念，就不会整天喊口号，就越是表现出沉默的气质，反之亦然。如果拿革命者和暴力团作比较，就能很好的显示出这两者的差别：无法无天分子生平所能达到最大的成就也就是个混混，如同狗肉一样永远上不了台面。

勇敢，节制，信仰坚定之人往往能够在重要的历史时机采取断然措施影响历史的走向。这在日本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尤其明显，在日本这样资源贫瘠，天灾不断的国家，并没有很大的试错空间。如果出现像中国的安史之乱，太平天国，赤祸之类“人祸”的话，整个民族可能就萎靡不振，成为三流国家，但日本的统治者每次面对危机总可以作出正确的抉择，引领着日本不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真的难能可贵！也是最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地方。

中国人同日本人相比，缺少的东西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敬畏之心。因为缺少对生命的敬畏，经常会陷入极端。不但对于他人和他物，甚至对自身也常是极端的看法：要么暂时的成功就对谁也看不惯，妄自尊大，要么一时的失败就认为自己啥也不是，妄自菲薄，国人总是在这两种感性概念中反复横跳。总之，造成在社会各阶层没有信任，互相猜忌，一盘散沙，这就是海外“泛民运”团体面临的最大困境。

日本人对于生命的敬畏在政治上表现出对于上级和对于世俗秩序的最高者-天皇的敬仰，重要表现就是不自觉对社会等级秩序的维护。与之相反，中国人缺乏敬畏和敬仰造成社会伦理和秩序的崩塌，造成人们普遍缺乏尊重，自制力和安全感。即使再多的儒家道德说教也弥补不了社会伦理崩溃和契约精神的失效。缺少敬畏导致的恶果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更大，我甚至认为两千年来的极权专制体制，中国人不断的内部斗争，各种底层内耗的人间惨剧，也就是所谓的“底层互害”，大多也都是缺少敬畏和敬仰的结果。

敬畏和敬仰之心不是培养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就像“长江黄河之水不可倒流”一样的客观存在，“儒家礼教”思想却试图逆人性而为，就像试图让长江黄河之水倒流一样荒唐。老子说：“道法自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试图泯灭自然人性的结果必然以人道主义灾难结束，张献忠怀着满腹怨恨颁布的“七杀令”以屠四川就是典型的例证。中国历史上类似张献忠的人物数不胜数，如今“小张献忠”也频繁出现，只要中国依然不反思自身的文化和制度，怨恨就不会消解，大量的怨恨累积起来，未来中国出现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是不难想象的事情。

如果历史的话语缺少说服力，那么看看所谓的海外民运就知道了，在30多年间不断式微，甚至走向危亡的边缘，他们本应该能够结束赤党专制体制的，但却一直沉沦于喊口号，始终未能把民主自由的理念转化为原则和有益的行动。仅仅是被动的道听途说就已经知道那里是一团乱麻，只是想想就让人头大，如果说他们是打着“民族宿命”的旗号去做“民族劣根性行为艺术大赏”，那还是有些价值的。

重建基于全民意志的社会制度和伦理，以民主自由理念恢复民众间普遍的敬畏和信任是当务之急，也是民族崛起正确的道路。反之，在这些还没有构建完成之时，就鼓吹“中华民族”已经崛起，我却觉得已经病入膏肓。不要相信后人的智慧，后人之后还有后人，何其多也？要相信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智慧！恶疾还需猛药医，不愠不火的自以为“理中客”的傲慢态度必然白白浪费历史机遇，浪费整个一代的人。80，90后有经历，有阅历，所以有思想，能够觉悟，是最有希望的一代人！而现在的00后，很少会明白国家和社会发生了什么，是没有或者很难有觉悟的。

所以，必须坚定民主自由的信念，并且务必将它们上升为不容置疑的高度，成为坚不可摧的原则，并且只要自己是忠诚的，就不需要时刻怀疑自己。另外，华夏民族的脊梁们必须采取断然之手段力挽狂澜，才能实现阿姨所说的“诸夏”，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团结一致的“诸夏邦联”，这样才能真正关怀到个体或者少数群体的尊严，才能解救生民于水火。

而我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就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天皇制，这并没有让我觉得落后或者不自由，我坚定认为：没有节制的生活和制度才是真正的枷锁。相反，世俗中人与人之间对情义的守护，对于天皇制的忠诚，才是个体灵魂获得自由的必由之路。日本的封建社会历史就是对这个基础观念的证明，同时中国两千年极权专制也是我称为泛奴隶制的历史，就是对这一切的反证明。

中国历史上自秦开始所谓的“皇帝”虽然把国民都当做奴隶，几乎拥有一切，生活在虚幻的自由中，就像如今的习的独裁一样，但是他们永远无法得到人们发自心底真正的尊敬，一旦失势从高处跌落，就会粉身碎骨。比如崇祯帝，死的时候百官见其尸掩面而过，葬礼只花了二百多两银子，连地主老财都不如。然而日本天皇陛下却世代受人尊崇，通过“明治维新”顺利完成君主立宪政体的现代政治文明转变，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皇室，受亿兆民众发自内心的敬仰，如此对比，不胜唏嘘。

有人提了一个好问题：为什么中国人难以反抗威权？我认为的答案很简单，就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尊重过威权。这种不尊重来自对威权的蔑视和威权来源的错误认知。威权的来源不仅仅是超世俗的“天命”——这点中日两国有一定相似性。更来源于世俗的“约定俗成”也就是“契约精神”——这一点中日两国有很大不同。日本封建时代严格的等级制就是契约精神的体现，并且上升为国民普遍的原则。中国虽然也有等级制，但更多体现在“投机”，无论是科举制还是经商都是现实利益的投机取巧，根本没有稳固的原则，也就没有体现出契约精神。

所以，日本的历史可以看作是连续性的和必然性的，但中国的王朝更迭是跳跃性的并且充满了偶然性。总之，造成这种不同情况的原因在于中日不同的民族性，不仅仅是因为日本有虚君传统，这更像是结果而非原因。更是造成了中日两国现代政治文明的迥异结果：一个民主自由，一个极权专制。

中国很早就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造反口号，在国人普遍的认知中，王侯将相与其个人能力无关，只不过是因为其祖先偶然中埋葬的地理位置好罢了，总之是“天命所归”，凭着这种运气他可以掌握生杀予人的特权，所以，掌握威权或者接受威权就成了某种宿命论的东西。等他掌握了权力，自然也不会思考权力真正的来源，更不会尊重它，只是尽可能多的在生前甚至妄想死后继续使用这种权力，中国古代社会莫不如此。所以即使一个革命者受尽苦难，最终掌握了全部的权力，他也不可能真正尊重它，也从不会反思权力的真正来源在哪里，因为其最初始的权利认知就是错误的。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果：屠龙者终成恶龙，并且循环往复。自秦始，中国两千多年的泛奴隶制社会莫不如是。

对威权的敬仰和对“契约精神”的维护是一体的，“契约精神”的产生我认为并非出自商业交易的盛行，而更多出自对超世俗的信仰和对人类个体的尊重。造成普遍没有敬仰的情况的原因一是因为文化上人们普遍的大一统情结，二是制度上没有一个类似日本的“虚君”传统。大一统情结忽略了单个民族或者单个团体的诉求和存在的价值，并且很轻易地将之定性为叛乱。没有“虚君”传统意味着统治者必然通吃一切，并且一旦失势，就必然从高处跌落，失去全部权力和作为人基本的尊严。

只要赤党依然在沦陷区作威作福，威权和极权的对抗永远不会消失。赤党的存在就意味着民主的消亡，即使是有限的民主也变得不可能。我们必然是一步步夺回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即使代价是在实现民主之前采取不那么民主的手段，在我看来，这对于一次“国民革命”来说是必须的。以至于在今天意淫普遍的民主毫无意义，我把它称为“妄想的没有节制的自由”，执着于它无疑是有害的。甚至“普遍的民主”、表面上的“理中客”也会被赤党当做统战，渗透的工具，这个游戏不仅是玩了三十多年，甚至历史更加悠久：当初赤党就是依靠“反专制，反独裁”的名义哄骗无知大众的，这对它们来说驾轻就熟，至今连口号都不用改，就可以持续威胁，统战，分化民主人士。民主人士难道要在反共准备阶段就束手就擒吗？所以，建立对于威权的尊重，并且建立一系列有效的机制在出现信任危机时可以把它随时关进牢笼奉养起来-这一点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自信力，有了自信力才可能有他信力，信任可以消除彼此之间的怀疑和隔阂，重新建立团结联盟，才可以讨论比如“诸夏”“基础民意联盟”“诸夏邦联”等等共同体的概念。

 

法制比民主更加重要

西方民主思想的诞生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西方人经历了其历史文化的长期熏陶和民主环境的不断更迭，才使民主的意识深入人心。但中国大陆，大部分人没有这个民主文化的深刻认识，也没有在民主环境生活经验的熏陶。如何让他们认识到民主这个抽象的词汇呢？

我们常常讲这个词，但实话实说对此我也是一知半解，而且我认为很多标榜海外民主人士对此也是模模糊糊。当然，适当的教育普及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需要对民主有全面深刻的解读，因为它本身就是很抽象的词汇，所以更多的是生活中的经验认识。所以在中国实现民主之前想着仅凭借对民主的教育就能改变中国社会的观点就略显幼稚。

特别是对于我们试图对更适合中国大陆的民主形式有更多探讨的人来说，即使在民主团体内部，教育和宣传也还远远不够。我更同意这样一种观点:法制比民主更加重要。从这点出发，我们就能够有更多空间去讨论中国未来的民主形式，而不是在民主这个庞大的命题下凭着一腔热血空喊口号，然后茫然不知所措。

私以为民主可以比作佛法，是思想论的集大成者，虽然思想深邃，但却离普通人太远，难以找到修炼的法门。而法制就像禅宗、瑜伽一样，是方法论的综合，通过一系列身体力行的行动，可以达到超越自我的境界。而且就像哲人们所说:先有伟大的思想，再有伟大的行动。禅宗诞生于佛法之后，是佛法的具象。法制同样也是民主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我们可以通过禅宗的修炼逐渐领悟佛法的真谛，同样，通过法制的实践，我们也可以领悟民主的真谛。

禅宗有公案:达摩祖师听到弟子们有关于莲花和淤泥的讨论，大弟子对众师弟讲做佛法要取莲花之清白，千万不要取淤泥之污浊。达摩马上纠正他：如果没有淤泥之污浊，也不会有莲花之清白。莲花和淤泥皆有可取之处，关键在于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对应于民主的形式，普遍民主和威权民主皆有可取之处，它们的共同点就是法制，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要做到了在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即使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平等，甚至像共产主义创造的说法叫阶级，这都能克服。

普遍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和人们心中常存的原始平等观念一直是人类的心理症结，这就让人活的特别拧巴，特别是中国人，也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民主不是别的，它是对平等观念的普遍诉求，它是一个过程，一个实践的理性，一个没有终点的旅行，它并不能解决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相反越来越多法律的出台正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多么广泛而深刻。严格来说，即便是誉为民主灯塔的美国也无法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美国人讲的平等大多数时候是机会平等，而这里讨论的平等是包括对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分配的描述，这种不平等是客观存在且永远无法被克服的。因为这是人类社会自然属性的一部分，生活在大自然中的狼群虽然组成一个“社会”，但每一次集体狩猎活动不见得每只狼都能被公平分配食物，往往是母狼、小狼和头领获得的多一点，也是有森严的阶层属性的。如果有人胆敢反驳人类不是自然动物的一种，否认在这个共同星球中生存的自然物种具有某种相同的自然属性，那么他可能是被驯养太久了-人性本身就是自然属性的一个“位面”或者“分身”。这里引用刘慈欣老师的一句话对他说：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

有法国社会观察者在论述美国社会的时候说:这里有普遍的自由，但却没有真正的尊严。这就与欧洲传统的的贵族社会格格不入。但也不妨碍欧洲是民主的发源地，也不妨碍欧洲国家向民主社会的转型。因为美国本就是移民国家，其历史文化是移民造就的，也是有限的，但众所周知，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只能算做是特例而不是普遍的。

所以，我认为美式的普遍民主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具体的社会形态。并且以儒家文化为主体意识形态的东亚国家和欧美文化就存在天然的鸿沟，强行融合未必是一件好事。在这里我想发自内心说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东亚各国包括中国如果能在天皇领导下倡导“各得其所”的价值观，成立一个类似欧盟的亚盟，或者类似英联邦国家那样的东亚国家联盟，互相之间没有国界，没有语言隔阂，就像日本曾提倡的东亚共荣的设想，将会是最好的结果。

我认为天皇不只是日本人的天皇，日本人也不会认为天皇是日本的，否则他们就没有正当理由在长达几百年时间内入侵朝鲜和中国，特别是在二战时侵扰别的国家。所以，可以想象一个没有日本的天皇，却不可想象一个没有天皇的日本。这其中也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如何在现代提升天皇的国家地位等等。但总而言之，能够引起大多数东亚人民共同热情、敬仰的，唯有天皇一人而已。

威权民主也是民主，至少比现阶段大陆的赤党极权体制要好的多。海外华人不要奢望一步到位让中国实现完全的民主，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即使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也要经历“训政”时期。为此，民主人士更应该作出表率，我们应该更注重实际情况的改善，民主自由的具体落实，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总之要注重实实在在的效果，而不仅仅是理念和口号的表达。

我有时候不太明白为什么在国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会遭遇挫折和失败。最朴实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活生生的人不能让尿憋死，民主自由观念就是那泡尿，既放不下又拿不起。我始终认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国内人民的生活越是水深火热，国外的民主运动更应该如火如荼，自由的人性总会为生命找到出路，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应该放下感情回归于冰冷的理性。日本有句名言：“像死了一样的活着”，难道道理不应该是如此吗？

从89年吹来的民主自由的暖风一开始就吹错了方向，它不该向着统治者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方向吹，他们忽略了中国两千多年极权制度的惯性，借着民主自由的暖湿气流空喊口号，夹带私货，把全体国民的骨头都吹酥麻了，以至于让自己变成了“政治催眠师”和“听床师”，让有血性的年轻人失去了属于本能的斗志。这种有意无意的欺骗应该适可而止了，否则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某些“民运贩子”故意在养寇自重，坐地起价。幸而新一代的泛民运人已经出发，打着独立建国的口号奋不顾身地前进，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是各个民族的脊梁。

但我始终认为年轻人的民主革命还缺一味药，就是世俗意义上的“尊皇”理念。即使不赞同“天皇制”，那也要做到对于天皇陛下的尊敬，我想这是各个团体完全可以做到的，这种尊敬就是“我理解你的诉求，也尊重你的诉求”，类似于在国际外交事务场合上，民主自由世界对于赤党政府长期以来对于“一个中国”这个诉求的普遍话术，虽然是偏于保守的，但无论如何体现了尊重的内涵。

这也符合民主的基本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而尊敬就是共同理念的开始，并逐渐由共同理念达成共同的行动，最后或许可以做到遵守“天皇制”的原则，我认为这就是团结的开始。有了团结，就能结束第三次国民革命中“诸夏”一盘散沙的尴尬处境，我们可以团结在一起做任何事。

 

华夏文明是一个早熟文明

民族文化和种群中典型的个体心智具有类似的特质。中国历史悲剧不断重复的原因在于中华文明是一个相当早熟的文明。世界上的四大早熟文明古国三个已经灭亡，只剩下中国还在历史悲剧轮回中面目全非，苟延残喘。这就说明“早熟”无论对于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来说都绝非好事，大多数时候已经注定了悲惨的命运。

中国人很早就创造了文字，在先秦时代又出现了一大批以孔孟为代表的思想家。但与以苏格拉底开始的古希腊思辩哲学传统不同，和同时期的古希腊先贤不同，中国的思想家一上来就开始大论特论形而上学，似乎他们最关注的并非是真理，而是社会伦理。两千多年前的道德说教，很多东西至今依然成为指导现代国人的经典语录。我并非说他们讲的不好，而是说缺乏思辩基础的，且在漫长历史上不容置喙的社会伦理和道德教条，真的对社会进步，对人的进步有用处吗？

试想在面对具体的社会问题时，只能搬出这些死板的教条而又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时，只会让它越发显得空洞。如果把孔子当做神明倒是可以解决这个理论与实践无法统一的问题，因为神的话语不需要太多具体解释，只相信就完了。但自作聪明的中国人又不肯把孔子当做神，只是把他当做社会伦理和道德教师。所以，这种说教就显得特别无意义，且经不起推敲，也是因为如此，中国人为人圆滑成熟，处事浮于表面，但活的特别拧巴不自然，这就是“太人性的”起源。

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先讲自然哲学，然后上升到形而上学，最后讲美学和伦理学。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传统，为的是能够为认识世界进而从事社会实践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中国的早期思想家的行动却几乎相反，以至于后人不得不修补其漏洞，但因为漏洞太多，格物致知也无济于事，只能破产。直到王阳明的出现才自成一派，形成了中国哲学比较统一的论述。“阳明心学”绝对是可以济世救民的思想大成之作，又何曾得到国人的重视？反而在日本开花结果。在我看来，乃是因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学在明朝中叶已经走进了末路。

因为中华文明的早熟，其实就是虚假的成熟，让中国人不得不晚熟，并为此付出了近两千年悲惨的代价。文明的生命和人的生命一样具有令人惊叹的高度相似特征，如果把历史看做是一个人过往的经历，就不禁产生悲天悯人的情感。但一个人想要改变容易，想要改变历史的走向却很难，但我想一个人的改变，或许意味着历史的车轮已经在慢慢转向了吧。

鉴于中华文明早熟的特征以及中国人本性的特质，我认为未来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的社会实践时应当趋向于保守而不是激进。必须考虑到中国社会现实，至少也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获得成功的认证时才能施行。

另一方面，台湾民主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社会环境条件加上运气和台湾人努力的结果。可以作为很多人秉持“中国传统文化也能够实现民主”这个理论的证明，但其民主模式并非是很多人认为的可以复制，因为促成台湾民主的条件在如今大陆地区并不存在。

三民主义是个好东西，我也从不认为中国民主以后就会内乱，但我现在看不到实现的希望，也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外来的力量，即通过热战来实现，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战争从来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中国要想民主转型，必须从民众内部催生出对民主强烈的意愿。在中国尚未民主之前，我们必须正视赤党专制和人们大部分尚未有民主素质的事实。所以威权民主才是未来中国可执行的模式。可以想见这个论断让很多民主人士大失所望，但比起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才是能够真正落地执行的符合现实情况的解决方案。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中国人，几乎中外所有人都错误地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完成时，但其实不是。中国人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直是一个现在进行时。他们一直在跟随世界主流的脚步缓慢地成长着，之所以成长脚步缓慢是因为历史的包袱过于沉重。

可以把中国当作是一个没有成熟的少年-越是早熟，离真正的成熟也越晚，也就是一个没有形成独立人格的人。主要是因为它的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是割裂的状态，没有融合也可以说不知道怎么去融合。无论是秉持大一统观念的大清保皇党，国民党，还是如今的赤党，在试图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尝试中都失败了，赤党更是又回到极权专制的回头路。这可能说明了大一统观念和中国现代政治文明是矛盾的，也可能在许多人骨子里就对大一统观念是抗拒的，只不过被两千多年极权统治者表面上对于大一统的热衷所掩盖。

在这里我恳请大家重视刘仲敬老师的“诸夏”理论，虽然在某些方面我是不认可的，但我认为总体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所以阿姨的很多理论都成为了现在的流行理论，因为现在国民受教育程度和认知素质都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高的多。如果把各个民族比喻成一个生活在一个大院里的孩子，之前孩子尚小需要院子里的“大家长”照顾，但现在孩子都已经长大成熟，根本不需要家长式的教条和指明方向就能各自发展，所以大家长式的“大一统观念”和“大中华主义”自然就失去市场了，如果进行强制说教，就显得特别的low。

阿姨的“诸夏”理论比我的所谓“尊皇理论”要出名的多，但我大胆认为“诸夏论”可以算作“尊皇论”的过渡形态。私以为天皇制具有世界级的进步意义，“各得其所，悉安其业”的基本信念可以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在“尊皇论”中，大东亚各国，甚至世界上处于战乱的或者民众生活困难的国家都可以获得和平、安全的保证，更遑论“诸夏”？当然我的理论尚未完善和成熟而已。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的融合必然伴随着体制的改变。维新变法，辛亥革命都是最好的时机，但中国一次又一次的错过机遇。而隔壁的邻居日本却可以凭借全盘西化的“明治维新”，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并在“日清战争”中战胜大清，在东亚一骑绝尘，从此把中国远远甩在身后，并成为古代和现代文明融合最好的国家。直到如今，这个融合古今文化的任务落在我们的身上，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向并且向着自由民主的方向滚滚向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历史的车轮前，你我皆是蝼蚁，何必逆潮流而为落得个粉骨碎身的下场？对于这个流芳千古的事业，我们应该满怀着热烈的心情和无比的自信。

谁该为民主献身？

设想一个问题：如果说现在派十个人刺杀赤党首领，那么中国马上就会实现民主，但刺杀的人也必然会死。那么谁愿意去？我想必定会有勇者。如果说，派一千个人去才能完成这项任务，中国马上就民主，这一千个勇士恐怕就不那么容易找到了。但结果如果是不确定性的呢，只存在一个理论上的刺杀成功后就实现民主的几率？谁又愿意为此献身呢？恐怕就更不容易了，那些整天夸夸其谈的人此刻应该已经闭嘴了。当然，前提是刺杀是正义之举，为民众谋福利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口号，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为正义而献身呢？为正义挺身而出不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吗？

所以才有了这个问题：谁该为民主献身？这种献身并非只是说献出生命，那不符合现实，而是广义的，包括声援，财力，物力的支持，哪怕做义工献出时间等等，但即使已经这样降低要求，我毫不懷疑大部分人依然无动于衷，为什么？

当然他们可能会有各种解释，各种搪塞，但如果真的认同这些解释，中国根本没有变好的希望。當坦克從面前驶过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本能地惧怕，但总需要有人站在坦克的前面，问题是那个人是你还是我？借用《哈姆雷特》中的一句话：To be or not to be,it’s a question.但无论是谁，只有当我们所有人对那个有机会勇敢站在坦克前面，勇敢站在历史最重要的舞台上的那个人红着眼睛，内心充满嫉妒的时候，中国才有变好的希望。而不仅仅是事后无所谓的一句致敬！我相信那个时机必定会再次到来，在此之前，我们要做好全面准备。

毫無疑問，赤黨是一頭兇惡嗜血的怪獸，與它作對是極其危險的，稍不留神就可能粉身碎骨。所以，我认为不需要鼓勵，海外民主人士也沒有權利鼓動還在中國境內的人只身與之搏斗，这不符合道德准则，也会平白消耗人力资源和艰难建立起来的信任。我只建議採取聰明的方法與之糾纏，用上帝的話來說就是：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而处于相对安全地位的海外民主运动者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背負了主要的責任，我同時也建議在中國境內的革命者盡量可以到海外來，应该會比境內有更多的施展才華的空間。除非是已经决意自愿献身的勇士，无论如何，在我们自己的“靖国神社”里，都应该有有他们的名字作为国民永久的纪念。

但是，如果很多人在境外生活的好好的，有安全，有自由，有錢可以生活無憂，為什麼還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投身革命，去加入“我們的事業”呢？即使加入了，為什麼要拼盡全力呢？做做樣子，濫竽充數一下不也可以嗎？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這個問題不解決，只是期待別人做出頭鳥，自己在背後共享利益，“我們的事業”絕對不可能成功，所謂的革命也只能淪為口號。我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并不是怀疑民主人士的忠心和献身精神，而是说我们不应该用制度去试探人性，人性是用来尊重的而不是用来测试的。不应该把成功建立在善变的人性之上，而是应该有更稳固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等级制。

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我们追求的民主目标与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相悖。如果民主意味着一个人的牺牲获得的成果所有人共享，那为什么是我去牺牲？在后面共享胜利果实不是更好吗？甚至我躲的远远的，以免被误伤，不是更加安全？这不是民族劣根性或者国民性的问题，而是人的普遍本性问题。我从来不认为人的这种自私天性是一种恶，认为自然天性是恶的只有共产主义者。相反，它应该是可以转化，利用的对象，对我们的事业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那么，应该怎么利用这种本性呢？首先，通过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付出无数牺牲得来的东西不可能全部共享，但可以少部分共享，否则那是真正的不公平，也无益于激励国人的反抗精神。所以，在原则上，我反对普遍民主，坚持威权民主。

其次，必须认识到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人和当缩头乌龟的人在品性方面有显著差异，精神世界也必然存在高下之别，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我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无论哪个民族男儿在面对独裁强权的枪炮，在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就证明了其自身的高贵，不需要另外作任何的解释。所以我建议将家族视为基本的社会单位，实行论功行赏的贵族制，既然是贵族，那么其后代子孙也必然一同享受贵族待遇。也即是说，如果当事人因公献身，也可以在家族中找到继承人，保证其优良血统的传承，甚至可以起事前早早安排好“暗子”作为继承人。相反，如果犯下严重罪行，就像个别手里沾满血腥的赤党分子，其家族也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直到偿还所犯的罪业为止。当然，个人也可以脱离自己家族以浪人，门客或幕僚名义为别的家族服务。

这种契约应当成为共识，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不仅是承诺，更是事实—不坐在谈判桌上，就是在餐桌上。那些“日子人”“费拉”在革命成功后可以获得民主自由，因为这基于我们的承诺—民主自由必须像空气和阳光一样赋予全民，但不享有某些重要的政治权利。

但同时，他们是对我们的事业没有太多贡献的人，必然是处于经济政治地位的基层，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人不可能不劳而获，这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常识。成熟的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同时为自己的选择获得好处或付出代价，同时我们尊重每一种选择，只要能够承担后果就可以。一个人可以装睡，假装看不见，像个无聊的看客一样观赏别人的牺牲，甚至吃着人血馒头，只要不在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像乞丐一样上门讨要就好，因为这样会令所有人都很难堪。

消除英雄主义思想

我们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或者说我们反对英雄的传统定义。我们把英雄定义为在绝佳的时机下恰当行使了自身使命的人。也就是说，所谓的英雄只是由于运气好，让他遇到了那个机会，但如果换做任何人，都能够做出同样的事情。

这是因为如果按照传统英雄的定义，把他当做拥有牺牲精神的，或者拥有超出一般人品格的品质。这样做无疑是在否认或者淡化了其他人拥有和英雄同样的品质，必然伤害了其他人的尊严，引起他人的不满，甚至引起不必要的极端冲突，那么英雄也就离死亡不远了！

消除英雄主义思想倾向是因为历史是由普罗大众也就是庶民创造的，所谓英雄也不过是在特定时机被看到的的普罗大众的一员。我认为的英雄的定义不是敢为人先，勇于奉献，这样的定义无非是把一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当成了个人突出的优点一样，把每个人应当具有的固有特征当做稀有的，似乎是说他本来不必尽责，不必尽忠，这难道不是对英雄这个词赤裸裸的歪曲和污蔑吗？

什么是英雄主义？并不是舍自己的小义而取大义，更不是奉献他人，不求回报，而仅仅应该是把自身的名誉和尊严看的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把忠诚和情义当作原则的人。除此之外，我不承认英雄任何别的定义。

这种重新定义的英雄主义理念并不与贵族制相违背，相反是贵族制长期存在下去的基础。贵族制是俗世中的现实，是政治规则的一部分，英雄主义只是超脱于俗世的理念，是一种逻辑理论，并非一种政治现实。

一个社会组织的领导者也不是英雄，如果他被认为是天命所归，不可取代的，那么就是对领导者最大的讽刺。如果这个组织缺少某一个人，它的生存就岌岌可危，这个组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无论这个组织是家族，社团或者说是政党，领导人和领导人的才能是必须的，但要避免领导人的一枝独秀，应该也存在一大批有才能的人在左右，并且随时可以取而代之。之所以没有像中国政治传统那样采用卑劣的手段取代他，仅仅是出自对于忠诚和制度的信仰，尊重，这是真正的契约精神。而在一个没有契约精神的极权专制盛行的制度里，互相戕害反而成为保命的方法。

非常之时局需要非常之手段

人生在世，心灵总要接受几次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冲击，比如亲人的离世，朋友的背叛，政治的压迫，以及等级制。我们把这叫做成长，如果总是待在温和的舒适区，吹着民主自由的暖风，人怎么能够改变？又怎么成熟起来呢？当然一死了之，一了百了是最省事的，但这是懦夫所为。一个人可以勇敢的去死，却不能接受外界新的价值观对其心灵的冲击，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这不是懦夫是什么？非常之局势就必须要有非常之手段，恶疾还需猛药医，这是显而易见的。

多年以后，你会感谢那些曾经带给你痛苦的经历，关于此，有位诗人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很多人都在感慨人生短暂，命途多舛，有太多的梦想没有机会实现，唯一能做的就是听从一个“绝对命令”，并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内作出超出一般人的成就。如果把自己当前的遭遇放到一个长期的过程来看，当前的遭遇就会在脑中淡化，并且认识到曾经的经历是“使命的召唤”，就不会觉得有多糟糕。而且对于生活和事业的规划也变得更数字化，更有条理，更有把握。

现实的人对某一点位思考的较多，理性的人在位面的维度思考的多，理想化的人在时间维度有深度的思考，所以，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优势，要想有成就必须有多方面的能力才行。国人好好挣钱活着就很不容易，要想站着还能把钱挣了更难，站着挣钱还能有所成就难上加难。如果谈到人生阅历这方面，我还远远不及前辈，很多优秀的人只能是我仰望的存在。现在身处海外的民运人士在民主事业的认识论上做出了很高的成就，这是我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但现实也告诉我，这些还远远不够，问题出在哪里？我思来想去认为缺乏方法论。

张维迎教授曾提出理念和领导力改变中国，对此我深表认同所以，对应于共同理念，本书上册就直接提出了宗教，哲学和语言的方法论，探讨了知识和理念如何在现实层面与人发生关系，并如何影响行动。

中国民主之路任重而道远，但我努力试图为这个理想画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图景。所以，在下册中会根据自己的方法论，设想出一个政治制度图景，也可以认为是领导力的构建。这绝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考量的结果，我的目标就是把它清晰，明确地讲出来。虽然在许多民运人士看来政治理念偏向于保守。但作为理工男，也出于自己实用主义的性格，我大致认为有效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大家都是草台班子，但事情又是必须要做的，“在没有好方法之前先用笨方法，在有了好方法之后再用好方法”，这是之前我从公司的大领导学来的一句话，深以为然。

在中国古代，人们常常把蝴蝶的意象与梦境联系在一起，所以，蝴蝶也有了梦的含义。对于未来制度的畅想可以看作是一场梦，既然是梦或者梦想，那么它就不是现实中的存在，而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永远不能实现，这些我都可以接受。唯一不能接受的是在明天到来之前没有清晰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用民间俚语说：不吃这口馍也要争（蒸）这口气！

如我所言，我不是政治活动家，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勾画出的政治图景也是很抽象的，可能并不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但我仍然认为具有参考意义。在我看来，民主制度永远是进行时，没有一个国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完善的民主制度：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完全没有民主的社会里，在民主制度建设成熟的时候，要少数服从多数，在民主制度尚未有过或者说尚未成熟的地域，多数要尊重少数，这是民主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国人的民主意识尚未成熟之前，维持一个威权制度，也就是大家都认同的“最终决策者”那个共同存在于所有人心中的“绝对命令”(在我看来就是天皇)，对于减少愚昧的行为和不必要的争吵来说是多么重要。

另外，我描绘的政治图景和语言革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思想—行动”，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至少我认为可以自圆其说。也因为语言革新有其独特性，所以政治图景也相应的有其独特性，因为语言革新有促进人素质的作用，所以制度建设也相应在一个相当高的高度进行，两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就是说，非常之时局需要非常之思想，非常之行动。

美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大陆

美式民主并不适合所有的国家，至少我认为美式民主不适合中国。我同样赞赏自由的价值，但如果美式民主要强加于所有的国家，这就是不民主，不自由，与其宣扬的价值是违背的。自由和民主也意味着国民可以自由民主地选择可能不那么民主的政体，只要是通过货真价实的选举选出来的，就符合社会契约的原则，自然也就是合法的。

我年轻的时候可能对政治感兴趣，但现在已经对它感到厌倦。中国需要民主是肯定的，只是我认为的民主虽然令人向往但并不是什么高贵的东西，相反它可能只是社会中下层人的一种天然共识，就像人类文明之初社会资源匮乏时候朴素的共产主义制度，所以我只是认为底层的民主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社会上下都是这样，这可能并非什么好事。随着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结构的复杂化，掌握文化的人类中的精英应该已经认识到基于世俗的契约对于维持更稳固的人类生产生活关系是多么重要，而这由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卢梭正式提出也不过才三百年的事情。

其次，民主虽然是个好东西，但也不是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世界上公认的民主国家，发生内乱，经济危机也是屡见不鲜。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实现民主的两大条件，一是民众民众的民主意识觉醒并敢于做出行动。二是国内政治环境宽松和友邦的支持。否则除非是外国势力以武力强势介入，逼迫其政府实施民主，否则缺乏其中任何一个条件，民主制度都不会自然产生，期待当权者的自我改良更是痴人说梦。

目前看来，这两个条件中国都不具备，并且第二个条件在89年以后永远失去了，未来在大陆，我想也大概率不会再有像64那样的历史机遇了。所以，我一直坚持89后中国已经永远失去了像美国，台湾那样民主的机会了。这不是造物弄人的哀叹，而是深思熟虑后的觉悟，有了这种觉悟，国人才能明白所谓民主自由这些美好的空洞的理念如果不成为原则就只能沦为美丽的幻想，中国人才能毅然决然走自己的路，而不是被某些有意或无意的民运贩子蒙蔽。

这就是我为什么有勇气否定美式民主，倾向于威权民主的原因。因为即使是威权民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欧洲国家的政客对中国两千年来极权专制历史缺乏认知，对现在的赤党极权也缺乏想象力，所以他们错误地评价赤党为威权。事实上中国只有秦之前的周朝和战国时代才是封建威权体制。秦以后的制度是赤裸裸的极权专制，所以威权民主绝不是走回头路，而是走在新的，正確的道路上。

民主是自私的，所以民主国家也是自私的。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是民众选出来的，政府要为选票负责，要为支持他们的民众谋福利，而不是为别的国家的人谋福利。民主国家出于对民主自由价值的信仰和维护，当然会支持别的国家民众获取民主和自由，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这只限于道义，精神上的支持。实际行动的支持必然要用实际的利益作为交换，给他们的选民带来实惠，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民众手中选票的认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上帝只帮助自助之人。

所以，无论美国，日本，甚至是台湾都没有义务免费帮助我们，即使我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总而言之，政治和实现民主政治的过程并不是纯粹理性，而是实践的理性。

如果我们足够强大，给能够帮助我们的民主国家足够的利益，或者足以作出坚定的承诺以获得足够的信任，相信会得到他们民众的支持，也必然会从民主政府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帮助。而这些帮助对于我们的事业无异于雪中送炭，为此，我们也要提供相应的回报。

威权民主和天皇制

国内西方民主的支持者一直有种若有若无的偏见，就是认为威权和民主对立，威权政府必然和民众对立，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日本民族的历史就曾经证实了这种理论的荒谬。即使中国的泛奴隶制社会历史无数次证实了这种理论可能是对的，但只要有例外，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理。

威权民主体制和极权专制体制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威权民主的体制下，铁拳是手段，但在专制制度下，铁拳就是原则。现在的中国赤党的一党专制已经从原来的威权主义进化到不仅对台海，并且对全世界更有进攻性的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且更具有侵略性。

外国人把赤党的专制称作威权主义，这是不对的。它不是威权主义，而是真正的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和朝鲜并无两样，只是因两国国民性不同而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本质是一样的。朝鲜的国民性格更加单纯，自然，更人性一些，笼子稍有疏漏人民就要逃跑或反抗，所以手段必须更严酷一些。

而赤党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的一些容忍度，并不是它愿意容忍，只是有一个更深的动机，就是把监狱的围墙留一条缝，给被囚禁的人一丝可以望见，但永远达不到自己目标的希望罢了，而这种不切实际的希望才是最可怕的东西。而且还可以不留给外国人以口实：看吧，中国还是有自由的，所以这种极权专制相比朝鲜来说更加成熟，也更加无耻一些，就像皇帝的新衣。

所以，朝鲜的专制的关键只系于金氏一家，一旦被实施斩首行动，马上民众就欢庆民主，因此我甚至认为朝鲜会比中国先一步实现民主。专制的本质就出自统治者的愚蠢，但中国的专制无疑比朝鲜稍微高明一些，是高级的愚蠢，它只是不把牢笼眼全部堵死，重拳打击下还不断地放出一些利好和漏网之鱼，让民众看到远方似乎还有好的生活，让挨怕了铁拳的某些民主蠢货梦想着它还有改良的希望。

真的，民运人对铁拳的惧怕恰恰会迎来更重的铁拳，这才能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才能让民运人心悦诚服。这方面习是有发言权的。所以，在面对铁拳的时候不应该学镇关西求饶，而是大声喊：打的好！“中国人的脊梁”应有硬到底的智慧，如此，赤党的“筛网政策”可以宣告破产，大家都做民族的脊梁，民主自由制度转型可成。

其实，在64之后，是赤党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中国的高层统治者已经和朝鲜统治者并无二致，唯一区别就是朝鲜领导人做了婊子就大大方方承认自己是婊子，没有丝毫愧疚感。而中国领导人做了婊子还扭扭捏捏地给自己立个“忠贞节烈”的贞洁牌坊，到处宣扬自己是处女。这种无耻的特质深得文革之精髓，也是如此明显，仅仅是用鼻子闻一下，就能嗅出共产主义的骚臭味，民主人士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嗅觉和敏感性。所以，千万不要被赤党的谎言所蒙蔽，对它说的话，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要相信。

我反专制，但不反对威权主义，相反，我认为威权民主在一个民众思想尚未开化且充满恶意和欺骗的社会中是一个更有效率，更能经受住历史检验的政府组织形式。有数据表明，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大陆只有2亿人曾经坐过飞机，申请过护照的人口只有9000万，这个数据能够表明大多数大陆人思想的封闭性。难以想象这样的国民如何能在一个专制的制度下一夜之间变成民主社会，更难以想象民主后会有怎样的混乱，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难道民主要依靠独裁者的奇思妙想和翻然悔悟吗？民主是突然就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才是对民主莫大的讽刺！

威权民主它能更加有效团结国民各个阶层的力量，在有共同信念的施政团队中实现中心化，在底层民众中去中心化。可以有效防止信任危机，防止渗透和叛变，防止普通人陷入无意义的政治争吵。

天皇制就是這種威權民主的具體形式。天皇陛下作為領袖和國家的象征而存在，關白，大名及所有公家都是遵從天皇命令的政策的製定者和維護者，為什麼不選中國人而選“天皇”作為領袖呢？很簡單，任何一个中国人或者华人，乃至于儒家文化圈内的任何人都不具有天皇那樣的威信，且如今任何一个中国人也没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我想這一點不需要解釋。

況且，天皇是日本國家的象征，並非意味著天皇是日本人，從天皇的定義和所傳達出來的理念來說，天皇陛下應該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是世界公民。我想没有比下面这句话更能表明我的立场：天皇制是世俗的秩序。

在日本，天皇是日本国的国家象征，基本没有实权。但在我们这里，因为民主制度尚未成熟，所以天皇有了一定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虽然也是“虚位元首”，是人们共同爱戴和效忠的唯一真正对象，可以起到政策引导和政府“紧急刹车”的作用，比如提出对于天皇制的执行者(也就是关白，将军或大名)的不满和罢免案，且必须遵守。

无论如何天皇都是集威严与慈爱于一身的形象，试问，谁会反对并言语攻击一位慈祥可爱的老头呢？我实在想不出要何等的卑劣的人才会做出这种事。

天皇制就是一个“虚君”的共和制度，可以在将来合适的时机施行“君主立宪”，且具有更强的合法性和说服力。国人做事讲究“名正言顺”，在這個制度下，普通民眾可以享受底层的民主，能够自由选举地方行政长官，但中央的权力必然要牢牢把握在天皇陛下信任的人，也就是总理，关白，大名手中，因而就有了合法性的基础，有了“官方认证”，那么就有了制度，法律，政策等等一系列重要契约的合法来源。

基本人权在我们现代人理解是上帝赋予的，但在中国儒家文化的政治实践中是特权，中国两千多年的极权体制一直在证明这一点。我们的努力目标就是把天赋人权的理念付诸于实践，但更广泛的权利自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需要自己去争取，政治地位也需要去争取，这能够更广泛地调动人们对于投身我们的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天皇制有两大要素是自由民主制度所不具备的，也是我认为的两大优势。一是威权民主，二是普遍的敬仰。威权民主通常被自由派学者认为与政治独裁划等号。但我不止一次强调，威权民主也是民主。并且新加坡，韩国，甚至于台湾蒋经国时代的威权民主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证明了威权民主也可以给最底层的民众带来普遍的富裕和幸福。

但威权民主如果缺少了敬仰也会造成灾难，就像韩国的财阀政治，一方面为国家经济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财阀通过权钱交易把控了国家政治，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和普遍的不公正。这就是人性获得空前解放后的恶果，千万不要小看了人性的双面属性！它一方面是善，另一面是恶。所以人必须有信仰，有敬仰才能引导人性向着同情，关怀，正直的方向走，最后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对天皇陛下的崇敬和敬仰也意味着对天皇制的崇敬和敬仰，所有参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必须拥有敬仰心为天皇尽忠，负责。我并不认为国人都会贪污腐败，腐败是独裁专制的特产，是维持这种体制的营养，并给世人留下了恶劣的印象。

相反，我认为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是正直，善良，勇敢的，即使在最险恶的社会环境里，在最普通的生活情境中，民众中间从来不缺乏“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这才是诸夏民族复兴的希望。

总而言之，必须以“尊皇”为政策的核心内容，严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有钱者不掌权，有权者安贫乐道，君子固穷而不失其志，所有的“士”都要宣誓为天皇尽忠，要过有品质的生活而不是奢侈的生活。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贪污少的责令其停职反省，贪污多的降职甚至免职，巨贪责令其破腹谢罪。总而言之，要把更多的资源用在公众领域，用在推翻赤党暴政上面。

随着威权和民主的理念深入人心，我认为国人没有必要进行国家领导人的普选，只需要引入类似美国的选举选举出基层议员，基层议员再选举出合适的大名人选，然后由关白报备确认就可以了。至于关白的选举，由于原则上是终身执政，（除非是由天皇提出罢免或者引咎辞职），要在几位可以继承关白之位的家族中择优选出。

各家族仿造日本家纹制造属于自己的家族徽章，并且要以家纹为标准判断其家族归属。还有代表大名家纹和代表政府权力的五七桐纹，都要制定其使用条件。各位读者请不要在意这些古老的词汇，词汇是形而上的表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要表达的思想。

我是现实主义者，或者是政治现实主义者，历史证明过的事就必然有其道理，错的事就没有必要再次犯错。所以政党，思想，意识形态的存废已经一目了然，不需要多做解释。但之所以做出这些可能让人有些瞠目的言论，并非在于标新立异，更非哗众取宠，至少自我认为这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来说是崭新的开始，是非常严肃的在探讨并且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國民性问题和在中国持续两千多年并且到现在一直在持续着的泛奴隶制的、极权专制制度这个体制问题。

文化的惯性是强大的，所以因文化连接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惯性也是强大的，只能逐步引导，不能急于求成，步子迈的大了容易扯着淡（蛋）！基于契约制的天皇制有能够打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惯性和固有平衡，在广泛的对天皇的信仰，尊崇之下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寻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处理好内部事务，打造优秀的团队，这是“我们的事业”的开端。

威权魔法才能打败专制魔法

如果说威权和强权都是魔法，也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赤党实施专制独裁统治的基础在于民众的低素质。它就是建立在人类的弱点之上，以国人的弱点为食的党，所以它极为惧怕知识分子，特别是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惧怕自由思想的传播，惧怕民众的觉醒和素质的提高。这就是其统治的原理，也是其弱民，疲民，愚民的执政魔法。

而语言也具有一种魔法，它综合了各种先进思想和意识，整合进抽象的音节，词组和语法中，可以从国人基本的心理和生理卫生层面进行净化，改造和重建，目的是提升国民素质，这是我们革命者“挥舞的利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语言革新将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通过“开明专制”的执政魔法，一大批致力于“救国裕民”的“武士阶级”，也就是利用国人中的精英人群进行“国民训政”，这是魔法的一体两面，互不可缺。

相比于赤党建立在“吃人”基础上的魔法，我们的魔法旨在挖掘并发挥每一个个体的尊严和价值，并通过“忠君爱国”思想赋予个体价值以集体价值，而不是像赤党那样强行将集体价值凌驾于个体价值之上。因为坚信民主自由价值，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统治者和普通民众最终的所想所求是一致的，关系是团结在一起的，是不存在对立的。

还有，威权民主可以实现“君主立宪”，从而衍生出各种法律制度。它本质上是建立在契约制基础上的封建制，这样有利于去中心化。各地有名望的大名（总统或者总理）拥有自治权，甚至保留军警等暴力武装，是为武家。除此之外，大名必须按自身武装比例为“联合军队”也就是联邦国防军提供军人和物资，这是国家军队，统一由共同选举选出来的大将军指挥。

天皇作为国家象征，民众只为天皇一人负责并尽忠，这样可以将民众团结在一起。设置关白统领各地大名，设置行省，拥有“面上”的权利，是为公家。这种公家武家共同为天皇负责治理国家的双重政治形态，我认为是一种较好的，更适合中国人的选择，因为这与国人缺乏自律，松散的社会意识形态既相互对应又相互对立。

阶级的不同定义

阶级按照普通人的理解，是有高下之分的，这是共产党理论宣传中的基本设定，因为它必须用阶级来定义人群，并用高下之分来制造仇恨和对立，共产党才能坐收渔翁之利。其实它应该只是个中性词，类似于群体的意思，并没有地位高低之分，只有职责不同之别。就像人的大脑和躯体一样，你可以说脑部是人最重要的器官，但我相信没人会说，脑部是人最尊贵的器官。因为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个群体都有其特有职责，这只是因为权利和义务在不同群体中的分配不同罢了。但我为什么依然要使用阶级这一个词汇呢？因为我想在使用它的残存的意识形态造成对立之余彻底改变它的固有意义。我依然认为在一个革命斗争哲学中，制造一定程度的对立是有效的，但在这里只是手段，在赤党那里是原则。

在等级制中，士显然享有更多的政治特权，其他三个阶级不得无端作出有损于士的尊严的举动，否则士可以采取“适当”的惩罚措施，并由当事人承担所有后果，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虽然我也是底层的庶民，但我依然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政治本身就不是死的，而是“实践的理性”——士的阶级是把“脑袋绑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的一群人，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一群人，是为所有人夺取基本政治权利的人，这并不意味着士一定要去做危险的任务，而是说要有“死生一如”的觉悟，才能够做出成就，才配得上自身的光环，财富对于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来说几乎毫无意义，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享有更高的政治特权？难道我们要宣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难道我们一定要像赤党那样伪善吗？难道国民只愿意认同虚伪吗？

另外，阶级的设定让武士阶级与其他阶级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有一个明确的区分。因为面对赤党在海内外无所不用其极的渗透甚至暗杀，客观上这样的区分可以让除了士之外的阶级得到保护-因为他们不用公开讨论或者参与政治运作，事实上他们对政治的观点也不会得到公开的认可。只有士的阶级可以参与政治运作，当然他们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包括他们在沦陷区的亲人、朋友都可能受到打击报复，或者他们已经把家人转移出国了，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有人并且是一大批的民主运动人士突破赤党的这种死亡威胁和封锁，在这个过程中武士阶级必然要承受巨大的代价，但真正应该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阶级不平等，而是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别人能够承受这样的代价，而自己不能？

另一方面，阶级区分有利于同质化竞争，也就有利于产生更优秀的人才。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质和优点，但人的本性就是喜欢和他人做比较，人的主观愿望也是多层次的，但是我们经常容易使用了错误的比较对象，以至于产生了错误的判断。比如说，一个革命者不可能享有工人那样的安逸生活，也可能不会像商人那么有钱。同样，一个商人也不可能拥有革命者那样的政治地位。如果一个人既要又要，那么他可能一事无成。所以，人与人的比较在同一个阶级内部才是有意义的，也有利于发展并增进个人的特长，这就是“悉安其业，各得其所”的基本内涵。而阶级的存在确认了社会资源分配的基本原则，维护了民主社会基本的公正，公平精神。

我承认，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在民主活动人士中只占有很少的比例，但却承担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运作，所以士是难能可贵的。在这里不要空谈什么民主平等来唱反调，这么说的非蠢即坏，在民主革命的政治实践过程中死了几个工人，商人，中国的民主事业不会中断，但死了几位士，民主事业就可能蒙受巨大损失。

首先要搞明白提出这样的质疑到底是从理念的层次还是现实的层次提出的？从如今民主革命的角度讲，士的阶级的生命就是比别的阶级的生命更重要。当然在超世俗意义上来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没有任何问题。从佛理上讲，人人死后皆可成佛，我当然尊重这样的信仰。但对于民主革命来说，行动必须落实在世俗的，现实的层面，不可能只是凭借意念或者通过咒骂、口炮就能消灭赤党，难道不是吗？士在承担这些责任和义务同时，自然拥有更尊贵的身价，也自然拥有“皇权特许，便宜行事”的政治特权，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平等。

人与人的平等体现在机会的均等，这意味着只要能够达到“士”的标准，任何时候处于任何阶级的人都有相同的权利加入士的阶级，所以，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建立功勋成为贵族阶级，不需要抱怨什么阶级不平等，在成为贵族阶级的过程中，每个庶民都有平等的机会。只不过加入标准在不同的时期是不同的，公家需要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准入标准，平衡各阶级利益，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并由关白批准实施。

在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无论上下级，在职务之外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下级遵守上级命令是出于制度规则，而并非不平等。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不仅需要法律，公会来平衡，也需要制度上对于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做一个区分，并将之上升到一个社会伦理甚至道德的高度。

法律和社会伦理两者对于国家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都是是澄清权利与义务的方法。我们承诺保护私人财产不可侵犯，但有些在法律规定内难以认定的行为需要利用社会伦理去克服。难以想象一个人过着严重超过自己需求的奢靡的生活，同时还在政府内拥有权力。这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对于整个民族向上的积极性也是重大的打击。

我提倡节俭，但不否认奢侈，甚至认为奢侈对于品德高贵的人是必要的，但我们应当一致认为浪费比奢侈恶劣的多。比如一个人一顿饭可以花一万元，也可以花十元，这都没有问题，但花十元的那个人没有吃完浪费掉，我认为要更加恶劣十倍。这么去谴责浪费就是一种教化，就是佛家讲的“平常心”，意在告诉人们金钱或者权力都不再可能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仅仅是以权力或者金钱评价一个人将变成不可能的事，因为既不符合道德规范也和制度相违背，以此在整个国家内消除超越责任之上的特权，这样是为了更加公平，这是我认为的平等。

所有世俗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群体，另一方面，所有宗教团体是超越世俗的，是单独的群体，不在世俗等级制中，享有特殊的权利。从世俗团体的命名就可以看出其责任和义务。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士和其幕僚才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其最高领袖是关白。士只能由“华夏诸国”国民担任，持有他国国籍者只能充当幕僚或者观察员，除非其放弃他国身份并宣誓对“华夏国”效忠，目的是避免因他国身份逃避制裁。其它等级可以对施政提出质询，参政官有回应质询作出解释的义务，但没有对质询作出表态的义务。士和其幕僚是相互选择的关系，对此要有契约作保证，互相尊重，主动维护对方的利益。士可以依据其对于国家的功绩获得更高的权位，随之其幕僚也将会得到晋升，幕僚的工资由士支付，士可以获得中央的财政支持，但必须保持勤俭的生活，否则中央有权对其地位作出升降的处理。

士的认定由关白/大名指定的专门机构负责，一旦认定则为终身制，原则上其子女也自动被认定为相同的职级，士的准则和名誉神圣不可侵犯，除非违背了最基本的准则，并在公众的场合作出审判，或者是自动退出其阶级，否则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名义，任何手段对其名誉作诋毁。士可以选择不参加任何工作，或者从事自己的工作，中央负责其基本生活费用。

参加工作或者不参加工作都是是民众的基本权利，主动不参加工作或者失去劳动能力的，无业流浪者，没有一技之长，或者没有在公司或政府单位任职者认定为农民阶级，由民政部支付基本生活保障。

短期服兵役者不属于任何阶级，职业军人认定为士，对军人的尊敬应当成为每一个阶层人的基本义务，我们也将在语言的敬语上面乃至肢体语言上体现出这种敬意！因为军人保护了我们所有人基本的权利。

工人以及科技，卫生，教育工作者在各行业都建立各自的公会，获得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制，得到全面的生活保障。工人阶级作为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石，兢兢业业既是责任也是承诺。

尊皇是制度，也是生活方式

天皇是不是神根本不需要探讨，甚至天皇接不接受我们都可以，日本政府的态度更是没所谓，诸夏各国民选政府要有自信和日本，美国政府处于同等地位，可以听取他们的意见，可以进行利益交换，但不可能接受指派。

天皇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人，我同样也认为信仰上帝是一种生活方式，难道我们会因为上帝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就放弃信仰吗？  天皇的政令是事实，比《圣经》更加真实，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只要是有益的都可以作参考。就像圣经一样写在书上散布在全世界，是一万年也抹除不掉的！难道我们是得到了上帝的允许才阅读圣经，才信仰上帝吗？事实上，只要我们在世俗生活中，遵守了上帝的教诲，听从了圣经的言语，并且深信不疑，信仰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根本不需要得到某个人或者某种形式的认可！对天皇制的信仰也是类似的原理，只不过更加真实和迫切。

相反，对于天皇制的不认可并非坏事，而是好事。对于坚定反共的人来说，这种不认可正是民主自由信仰的试金石。对于组织来说，利用这种“政策模糊”把那些意志不坚定，心口不一的伪君子，赤党间谍和害群之马剔除出去，正是当务之急，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承担了反意识形态渗透的作用。

以台海问题来说，超越意识形态的东西绝对不是什么中华民族，更非中华民国，这些个“大中华主义”词语充满了民粹主义色彩，是历史的毒瘤，相反，没有这个毒瘤，就根本不存在台海问题。阿姨就发明了“诸夏理论”专门与之对抗，在这里我不想争论对错，革命者只谈得失。历史本来只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要自圆其说就行。但显而易见的是，“大中华主义”和“诸夏理论”都是对中国历史的各自解读，这符合言论自由的原则。可以说都是杜撰，但杜撰的太多，偏刘仲敬是杜撰不成？说白了，这两个针锋相对的理论竞争其实就是话语权的争夺，话语权的争夺也就是经济，武力乃至民心的竞争，只不过是“诸夏理论”尚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罢了，或许在以后会成为主流也未可知。

但天皇可以超越所有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因为天皇的形象在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历史时间内都是积极，正面的。并且基于天皇权威的日本政府在漫长的历史时间内都可以和境内各个封建国达成权力平衡，摆脱极权专制，长期能和日本国内普通民众的利益达成一致，除了在军国主义时期被民众强烈的民族主义裹挟发动战争外，大部分历史已经证明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诸夏是一片很大的区域，各自的语言、信仰、民族观念大相径庭，即使在汉民族内部，我也常常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大于人与猪之间的差距”，更何况不同民族之间？即使各自发展出来的民主运动人士都有坚定的“消灭赤党”的共同信念和意志，彼此的隔阂依然是巨大且深刻的。大家可能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死亡，但责任和利益分配的时候必然起冲突，这是不难想象的，无视这一点或者小看了这些固有矛盾，未来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天皇制理念不但在文化属性相近的东亚国家具有巨大的价值，甚至在世界各国政府之间，对于维持长期的和平，稳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超越民族，文化，理念的政治形态，所以天皇制也必然能够弥补诸夏各个民族之间的鸿沟。所以我认为只有在“尊皇”的共同理念下，海内外泛民运各团体，包括台湾，香港，西藏，新疆，巴蜀国，满洲国等海外民主团体才能达成真正的信任和共识，才能在消灭了“大中华主义”后有一个替代的共同的信念，才能和赤党进行所谓的“和平谈判”或者“武装独立”，否则无论宣传什么，价值都很寥寥。赤党只认枪杆子，它只会被国民的团结和意志淹没，被武装消灭，而不会被口炮所击倒。一句话，天皇就是台海和平和泛民运各团体之间互相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在应对赤党在海外的意识形态渗透和长臂管辖问题上，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天下布武思想已经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在面对安全威胁的问题上，毫无妥协的空间，必须采取坚决措施维护我们安居乐业的生活，即使是语言威胁也要坚决抵制。

关于与赤党进行“和平谈判”问题，我预计十年内原则上不可能与赤党进行接触，因为前十年是休养生息的十年，待到我们的体制已经发展成熟，再进行试探性的接触谈判。但无论如何是“他们与我们合作”而不是相反。甚至如果有人，无论这个人是谁，像袁世凯那样可以彻底消灭赤党，并遵守我们基本的制度规则，我们可以向天皇陛下申请将关白之位让度之。虽然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但这足以表明我们的态度，至少可以分化赤党分子。

不但包括台海问题，“诸夏”问题，在“尊皇”的基础上，南北韩问题也可以坐下来谈。我认为这要比约翰列侬说的“大家都回家睡觉就能获得和平”要现实的多，他说的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独裁者是不会休息的。但是，独裁者大概率不会放弃既得利益，要他的权力获得认可一定比杀了他还难受。尽管事实必然如此，我依然坚持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相对温和的，折中的设想，提出和平设想是一回事，独裁者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倒也不必过于关心独裁者怎么想，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当然，我毫不怀疑陛下在未来大陆地区获得解放的某个时刻会接纳我们。不但是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符合天皇制和道德的准则并做出了不凡的成就，更为中国也为世界获得了长久的和平，而这些可以让陛下安心。

并且我认为，天皇从来不是日本人的天皇，而是世界的，日本人也不能拒绝承认这一点，否则我会大胆指责他们所有对天皇的信仰和誓言都变成谎言，更重要的是日本发动二战在基本理念上就已经缺乏了正当性。

世界上所有的正义民主联盟都应该正视天皇陛下在当今世界和平中所做出的贡献，日本政府承认这一点不但能为亚洲更为世界带来长久的和平。我想这也是敬爱的天皇所愿意看到的！如果最后我们成功了，会把这种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全世界受压迫的民众中间，以天皇陛下的名义为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

我始终认为天皇制“各得其所”“悉安其业”的基本政治理念具有世界级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这个“共产中国”企图占领，奴役全世界的危险时代里更加重要。“共产中国”对世界秩序和民主自由的挑战将比“冷战”时的苏联更具有威胁，因为它擅长用伪装，渗透和潜移默化的方式侵蚀所有的自由和正义，而西方洋大人对此却毫无办法。而我发现天皇制理念与“共产邪恶”水火不容，因为共产理念的根基在于所有人被迫交出所有的尊严和个人权利，而天皇制理念恰恰是以赋予所有人尊严和个人权利为基础的。

天皇是社会规则本身，也是超越社会规则的存在。也就是说，我认为其就像康德哲学中物自体或者叔本华的生存意志的概念一样，社会的规则要以天皇为基础，或者天皇本身就是社会规则的本身，因而不受社会规则的制约。这样，基于任何社会政治规则形成的组织或者受社会政治规则制约的个人同时失去了评价天皇的权利。

这样一个基础规则虽然看似抽象，但能够避免许多争吵，比如说一个人在失去勇气，或者是在与上下级争论不休的时候，上级就可以说：这是天皇的命令！就可以有效制止人类本性中无休止的软弱和利益纷争。

不要认为这是句无用的话，并认为天皇并没有这样的命令。作为上级（我不认为相对无能的人更能坐在那个位置）显然比下级更能理解天皇的旨意，也更有对旨意的解释权。如果拒不接受，那作为臣民显然就是违背了最大的情义，要么像个男子汉一样自我了结，要么像条狗一样灰溜溜出世，甚至于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作为浪人存在，也就是社会性死亡。

 

建立保守主义的中国的贵族制度

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都有贵族制度，日本自古以来也有贵族，中国的贵族制历史早在魏晋时期由于持续的战争已经烟消云散了。但统治者对人民的压榨却在以更隐秘更无耻的方式进行着，这是非常不合理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确实无种，但永远都有王侯将相！我宁可选择贵族担任王侯也不要选择平民担任将相，因为平民一旦担任重要职位，就像穷光蛋突然中了大奖一样，他没有能力驾驭这种权力，必然胡作非为，最后以可笑和悲剧收场。如果未来中国民主革命成功了，基于天皇制理念，可以创造贵族，并且一直传承下去，直到万年。大名（总理，总统）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可以独立建国，做出自己的事业。

贵族认定条件：

1，自认为是贵族，并且按照贵族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家人。

2，对集体，对国家有重大的贡献，并能组织起一个有规模的家族。

3，认可并发展国家“尊皇重教，天下布武”的基本价值观。

天下布武的国策，让士集团可以获得赐姓，最有声望的五家姓可以获得关白之位，并且一直继承下去。

天皇制已经被日本历史证明是个成熟的体制，运行了几百年都没有出现过严重的问题，也可以称之为“万世一系”，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拿来直接用而是要拿“民主自由”这些空洞的理念搞创新？台湾从欧美学得三民主义，为什么我们不能从日本学来天皇制？

我拒绝政治制度创新，拒绝创造新秩序，因为新秩序的创新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不仅是指思想体系的建立所要付出的努力，更是指在具体施政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混乱和灾难，这可能也会对和平造成极大的破坏，我所推行的不过是“王政复古”而已，因为古已有之，这个古恐怕要追溯到秦以前的封建时代或者直接效仿日本的封建时代。但作为施政理念，可以不必担心在制度“创新”中发生不可预见的问题，也因为有先例，所以一切都有参照物，都尽在计划之内，不会出现计划之外的意外情况。这不是保守愚昧，而是真正的“大智若愚”，愚昧引发诸夏民族的内战，而智慧是获得和平最大的动力，大家应该都不想战争因自己而起吧！

世界上先进的思想家，活动家已经够多了，就像哲学一样，先人的哲学体系已经几乎涵盖了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且不说现代人能不能创造出新的体系。就算创造出新的，能不能经受的住实践的检验也是个问题。蒋中正公说：“政治把人变成狗！”。这句话道出了政治的本质。

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没有那么复杂，也不是说要墨守成规，只需要结合自身的政治实际情况沿着先哲和已经被历史证明过的康庄大道走就行了。理念和制度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关系，制度是人创造的，也是为人服务的。制度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即使是封建制度也能拥有相对民主自由的空气。在这方面，我是保守主义者，至少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我坚持这样的理念。

我对自己的定位从来也不是政治工作者，甚至不想参与政治工作。我最想做的就是语言学者，创造新语言，我认为这比任何政治工作都更有意义。如果使用东亚拉丁语能够提升人们的素质，那么可以用此培养贵族，培养高素质人才，像印度那样为欧美国家供给和输入高端人才，并让他们活的有钱，有尊严，这是我最想完成的事业。至少在国外做一个民主制度试验场，如果成功，那么国内的民主，自由，无论或早或晚都是水到渠成的事。

天皇制下，政府与人民利益是一致的

大中华主义者喜欢凭空给人们画大饼，似乎他的承诺就那么坚不可摧。这并非是说他们是骗子，也不是指责他们的不真诚，我当然相信他们的承诺出于真心。但是，政治变革的行动并非是纯粹机械的运动，它存在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即使是掌权者也有可能突然下野，后继者的政策可能突然更改，乃至一个突发事件就能导致整个运动向不确定的方向发展，所以，根本不大可能遵守当初的约定。一元制的政治体制必然产生危机，这也是我为中国的制度改革设定的“公家”“武家”双重管理体制的原因。

一方面，接受天皇的绝对权威，执政官由尊皇派担任，并有先民主国家如日本，美国，台湾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实行言论结社自由，体制底层的自由民主与中高层的威权民主相结合的方式，由关白出面建立责任制内阁，设置内阁总理大臣总管国内事务。再次，是武家与公家的双重责任制，各地区由底层民众选举出议员，模仿台湾模式在各地立法院进行质询，公家也可以对当地政府进行问政。当然以上只是设想，离具体实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体制也是实践的理性，这些设想的具体细节还需要在实践中打磨。

但是，有了这样的思路就表明我们的事业绝对不是以专制结束的。而且海外“天皇制体制”的设立就是提前搭建一个演习的舞台，以政党为单位，各方势力都可以在“尊皇重教，天下布武”的基础上，进行利益的结合，形成“基础民意联盟”，联合起来应对共同的敌人。

我们已经许诺相当大的自由并且遵守了契约，如果某一方势力还不满意，执意一定要独立出去，也可以，那就别参与这个联盟，当然也无法获得这个联盟的资源。

我一直在思考：难道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真的是相冲突的吗？如果真的这样，人人都可以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忽视集体的利益，那这个已然堕落的集体就毫无被拯救的可能了。直到后来我了解到了日本的历史，才明白其实这是赤色的谎言，它让人们相信人性本恶，并且个人和社会无法调和，个人价值只能屈从于集体价值，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与政府关系势同水火，从而以虚假的论据证明其执政的合法性，让人没有动力为了自己同时也是为了集体而行动，从而稳固了统治的基础，这些谎言至今还在欺骗着国人，必须要揭露出来。

在《菊与刀》这本书里，作者查阅资料做出了这样的研究：在日本的幕府时代平民如果受到了当地官府不公正的对待，往往就会趁幕府将军出游的时机拦截幕府将军的轿子告状，在事实和证据清楚的情况下，约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比例作出了对平民有利的判决，当然为了维护等级制，无论对错，为首的平民也会遭受处刑。在我看到这样描述的时候挺震惊的，无论如何，在日本那样一个等级秩序森严的社会里，国家行政最高层能够秉公执法确实是非常难得。我还记得在清朝“康乾盛世”的时候，有位老者是位读书人，因为家乡受灾，就对当时的乾隆皇帝写了一封建策论，无非是减免钱粮，救济平民等一些建议，最后却被以“妄议国政以博取功名”的罪名落得个全家处斩的下场。如此对比，不胜唏嘘！这与现在赤党禁止民众讨论时政，否则就落上“妄议中央”的罪名如出一辙。可见如今的赤党体制和几百年前的大清朝并无二致！这也是日本的封建制和中国自秦开始的泛奴隶制的重大区别。所以，不要对赤党体制和赤党分子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它把国家所有资源都当做私有财产，甚至全体国民的心肝肺肾等一切可以利用的人体组织都是其财产的一部分。这样无耻到极致，堕落到极致的人形生物，除了武力消灭，别无他法。

天下布武

天下布武（七德之武）的思想明确无误得表明了人类内心的强大是和平最大的助力，并且明确承认了保持适当的武装水平才能降低战争的风险。所以，我认为“武装灭共”虽然稍显极端，并且我也相信他们在实力不允许或时机未成熟的时候会蠢到与赤党正面硬刚，但无疑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作出更多有益的事，在某种程度上比所谓的“口炮灭共”高明的多。

软弱是一切灾难的源头，然而人性本来就是软弱的，赤党就是以人类的弱点为食，再加上中国人普遍使用的低劣的汉语导致普遍的愚昧，两种原因导致了大陆全面赤化。在未来赤党必须消失，即使在其内部，也是负资产，因为这既对自己无益，也对他人无益，用叔本华的伦理学观点来说，这就是恶毒，往小了说是对个人，往大了说是对整个诸夏民族和整个世界最恶毒的诅咒。

天下布武思想的另一层意义是以武家治理天下，这也与尊皇思想相对应，因为士的阶级本身就是维护皇制唯一的政治力量。而且，也只有武装力量才能保卫自己，才能最终消灭赤党。这不仅要求士应当具有理论基础，更要有武力属性，不仅能够和饱学之士文斗的能力，更要有和流氓团体武斗的本领，达到知行合一才是一个合格的武士。

文人灭共已被历史证明事一种笑话。无论是他们提出的立法灭共，制裁灭共，抗议灭共，口炮灭共，爆料灭共，唤醒民众灭共，一个个都失败了，有的甚至沦为笑柄。反而这些思想是有害的，毒害了探出头向墙外看的人，扰乱了美国政客对中国真正应该采取的政策。真正有益的灭共是“文化灭共和武装灭共”，我坚持只有消灭了赤党所依存的文化土壤，才能把它连根拔起，也就能彻底消灭它。

俗话说：自助者天助也！即使美国决定要在大陆对赤党发动战争，根据现在的俄乌战争推算，大概率也是代理人战争，所以，民众的素质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一大批高素质的军人，没有像乌克兰军人那样的战斗意志，没有像泽连斯基那样优秀的领导人，中国真的会继续在赤党专制下沉沦。

所以诸夏需要团结，要团结就需要尽快各自成长、成熟。团结完全不意味着各自利益的损失，而是基于互利共赢的，互相尊重、帮扶的，民主自由的团结。只有这样才能一致对抗赤党的极权和渗透。世界上的专制体制一个接一个走向末路，赤党必然也是一样，越是这样它就越像疯狗一样疯狂“开倒车”，越是“开历史的倒车”在末路上疯狂飞奔，它离灭亡也更近！当然这是一个过程，需要有一些耐心，在消灭赤党的过程中，我希望“天皇制”得理念能够起到一些助力作用，至少给民主自由人士一些有益的启发。

 

复仇和原谅同样令人向往

愚昧可以用知识来弥补，但软弱是很难被人类克服的，它根植于人类的爱，因为有爱，所以人有了不舍，有了不舍就有了弱点，总而言之，人类的弱点总是伴随着人类的爱一起存在。

但有同样的爱就有同样的恨，爱和恨同样是处于天平的两边，有时候由爱生恨同样刻骨铭心，恨和爱都是人类两种重要的感性能力，如果说爱产生了软弱，恨则可以让人立刻进行报复，报复行为存在本身就是对软弱的超越。

如果说，人类无法克服软弱，就像人对爱一个人的本能感到无力把握一样，对软弱的超越必须采用形而上的形式，所以报复是种形而上的艺术，是一种残酷的美感表现。这需要人类发自内心的信仰和冲动，这样，他只能诚实地面对自己，坦诚地回答问题。否则，报复的行为就不可能产生，因为诚实地直面自己的情感是强有力的，毫不犹豫的复仇意志产生的必要条件。

复仇是比无私的爱更值得赞美的东西，这里复仇的故事不再细说，关于这个主题会有无数的人赞美它。中国儒教的伪善教育人们要放下仇恨，但却在历史上造成了更多的惨绝人寰的灾难。仇恨就像是人体中无形的毒素，如果不马上采取强烈的复仇去排解，毒素只会越积累越多，结果不但使人体健康受到损害，更能摧毁人的精神健康，最终的结果就是个人突然间的精神崩溃，或者长期精神压抑下致癌，抑或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危害社会，这在现在中国严重病态社会里已经得到印证，并且屡见不鲜，中国所盛产的不止是泛滥的山寨产品，更有张献忠。

这里我不得不赞赏日本古代社会对复仇的态度，他们把复仇比作清晨的沐浴，当作精神的洗礼，是对灵魂的澄清，这让我由衷敬佩。不但个人会因仇恨得不到排解而生病，扩大到集体，甚至整个民族都会因仇恨的累积而受到严重伤害，乃至民族灾难。

明亡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聪明人都不会把明朝的灭亡当作一个偶然，或是天灾，而是汉民族内部矛盾积累的仇恨的集中爆发。它的灭亡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看来，是因为统治者自始至终都处在与民众对立的位置，不满产生的仇恨没有发泄的机会，一直在代代相传累积着，统治者的无能又加剧了两者间的对抗，最终民心尽失。研究明亡这个话题一直是我的乐趣之一，从中可以看出来许多只属于中国人的民族性。

就如同爱是人的本能一样，恨和由恨产生的复仇行为同样是人的本能，是人类作为意志体的表象。如果把人的本能比做洪水再恰当不过，洪水宜疏不宜堵，但崇祯帝只会用腐儒的教条治国，最终落得个洪水滔天，挂了歪脖子树，身死形灭成了汉民族最大的民族罪人。

同复仇一样，勇气仅仅就是勇气而已，它可以由某种事物激发，而无法由某种事物所产生，它是生来就随着血脉而流转。国人从来就不缺乏勇气，只不过常常被儒教带偏。

所以，我认为身陷赤祸，遭受灾难的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应该马上鼓足勇气进行一场社会学实验，施行君主立宪制，如果取得良好的效果，可以向全世界同样陷入灾难的人进行推广。如果执行得当，可以减少大部分人为造成的灾难，如果成功，我认为我应该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为什么君主立宪

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君主立宪体制，乃是因为我发现君主立宪于民主宪政来说有九大优势，更适合现在中国的国情和政治现实，类似于蒋中正公提出的“训政”，显然是更加符合现实的。

第一，威权民主天然与中国现行制度对抗又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某種统一。

第二，人民素质难以在短期内达到与普遍民主相适应的程度，且国内有两千多年泛奴隶制极权专制的经验，精神内核与君主立宪对抗又统一，调和了统治阶级和民众的对立。完全的对抗只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在对立和对抗中寻求平衡，找到最大公约数，才是诸夏民族的智慧。以此为基础，有望和平解决台海问题。

第三，君主立宪不但是一种政治体制，更是一种现实主义生活方式，对于迷茫的国人无疑是一副精神解药。

第四，有利于巩固民众的安全感，确立“各得其所，悉安其业”的千年朴素信仰。

第五，民众的阶层分级，可更有利于群体团结一致，有利于鼓励奋斗精神，也能够作为资源分配的依据。

第六，君主立宪可以打破中国历史统治阶级和平民阶级的二元对立观念，同时也打破对于社会上普遍盛行的历史规律叙事。

第七，尽可能团结可以团结国内外的民主力量，调和各民主党派，团体之间的矛盾，形成“基础民意联盟”。

第八，尊皇政策无疑是相当于用实际行动与国际社会递交了一份可靠的，可控的契约，可以获得美国，日本乃至台湾的信任，因此也可以获得帮助。也有利于互相的紧密连结。

第九，为深陷经济，体制困扰和国内族群矛盾的国家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以身作则为世界经济发展，人类发展，和平事业作出贡献。

 

政策要上層集中化也要底層生活化

尊皇是對天皇制基本國策的抽象化表達。在中上層中間，它意味著多種具體的施政措施，在底層人中間它可能只是種信仰，這是由於民眾的認知差異所導致的，所以我們沒有必要去理會他們的不滿和指責。

任何好的東西，稍微複雜點的思想要進入最普通的民眾中間，就必須變得抽象化，變得簡單化，因為他們簡單的頭腦理解不了複雜的事情。很顯然，消滅赤黨，共創诸夏這件複雜的事顯然也不會有一個簡單的答案，特別是尊皇的理念建立在眾多在我們看來很基礎的政治常識之上，是高屋建瓴，底層人不理解屬於正常，但作為民主活動者，即使不讚同，但也應該有個簡單的了解。

就像佛教諸經典，普通民眾字都不認識幾個自然也不會讀，即使讀了也不一定懂，最後抽象化為“阿彌陀佛”了事，甚至有很多人認為每天只念“阿彌陀佛”即可死後往生極樂。赤黨的起家也是如此，“打土豪，分田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等等簡單的不能再簡單的抽象口號反而更能獲得底層民眾的認可。所以，要想獲得民心，就得和聰明人講道理，和傻瓜講信仰，遇人講人話，遇鬼講鬼話。這是赤黨發家的不傳之秘。

我相信已經21世紀，傻瓜已經不常見了。所以真誠才是最大的力量，真誠超越了所有的語言，在人心中引發共鳴。無論別人的理解是什麼，我都必須強調整個制度建設圍繞的一個中心就是契約，是每個人與天皇陛下訂立的契約，包括你我每一個讚成天皇制的人。而對這個契約的實際實施者是我們這個團體而已，施政的合法性就來源於契約或者說天皇，並非強制或威權，正因為對契約的信心和堅守，所以我們才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去實行威權主義，而不是反過來。我去談三民主義或者美式民主可能更加安全，也少有人指责。但在我看來，這些民主教條性的東西沒有什麼用，威權民主也是民主，而民主在對抗專制需要鐵拳，需要更多的靈活性。我想我已經足夠真誠了，這也是我的原則，無論說什麼話，出發點都是真誠，只有誠實再誠實，才能讓我們的事業得到普遍的認同。

實行天皇制這步棋—原諒我這麼說，不是一種選擇，我認為是必然，是宿命。即使我不提出，也有別人提出，即使不是現在提出，也會在若干年後提出，只不過中國人錯失幾年機遇而已。真的，作為普通人，絕非天生對日本有好感，本來我對日本也是有惡感有偏见的，这基本上是每个出生在墙内的人接受意识形态教育后的基本设定，但我天生就有些叛逆的个性，再加上坚持独立思考，所以能够更接近真相。赤黨的倒行逆施讓我迅速對日本改變了態度—特別是有了一些經歷和閱歷後，對日本的好感愈發強烈，就像愛情劇裡演的那樣，男女主人公從路人—發生矛盾—互生嫌棄—開始了解—產生好感——熱戀，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相信每个人的一生中至少要有几次这种转变的经验。

就像很多海外民主人士之所以支持台獨—這對他們並沒有什麼益處，綠黨也不給他們錢，但他們主動支持台獨，不是因為台獨有多好，僅僅是因為討厭赤黨而已。當然，處於這種原因對台獨的支持顯然是不真誠的，但這可以作為海外民主人士了解台灣人想法的一個契機。《變形金剛》中說：“人們經常會犯錯誤，但錯誤的動機並不一定會產生錯誤的結果”。為什麼？因為我們不是赤黨，我們都是有人性的人，這點相同之處已經足夠把我們聯繫在一起，共同創造好的結局。

我自認為實行天皇制是一步絕妙的棋，用圍棋術語來說就是“神之一手”，可以盤活之前所有有志之士的佈局。這裡不長篇大論，簡單的說，微觀方面可以調動所有華人對於反共的積極性和熱情。宏觀方面，通過共同的信念，相似的语言，可以和日本國民緊緊聯繫在一起，在美國發展也可以和美國政府緊密團結，同時若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准國民認可，也可以和台灣的民眾與政府密切互動，至少，可以獲取三方信任，這樣四方一起聯動，不說大事可成，也可以說可成大事。對此，我有充足的信心。

还有，我要对民主人士说的是，想要搞好中国的民主运动，必须要做好随时杀身成仁的觉悟。这不是说所有民主人士都要去送死，而是说，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觉悟才能作出真正的改变。即使两个人思想，行为，行动结果都一样，但有这种觉悟与没有这种觉悟的人在做同一件事的时候，却是有本质的不同。就是说，如果我们认准这件事是对的，并且当做自己终身的事业，就应当修炼自身，达到禅宗“无我”的境界，全身心投入去完成它，不需要为实现它的过程中所犯的一点错误而自责。

国人的三次觉醒

就像战斗机的更新迭代一样，国人的思想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更新迭代，思想的升级称之为觉醒。这并不意味着之前的思想转变是错的，而是指出现在或者在不久的将来应该要达到的高度。因此，我试图提出国人三次觉醒的大致概念，并用排除法将民运人士分类。

第一觉醒：

1， 较为全面客观认识中国和中国历史，文化。

2， 正确认识赤党和赤党领导人的本质。

3， 认识到赤党的存在是文明发展的最大障碍，赤党没有变好的可能性，只能被消灭。

第一觉醒虽然比较初级，但是很多“反贼”连觉醒的门槛还达不到，包括很多著名的人物包括蔡霞，周孝正，张维迎，王志安，袁腾飞等一大批明星大V。第一觉醒把所有的粉红，五毛，毛左，改良派都排除出去。其实就是再次强调“反共不彻底等于彻底不反共”。

第二觉醒：

1， 认识到台湾，西藏，新疆甚至于巴蜀等都有独立建国的合法性基础，并且能够支持他们要求独立的思想和行动。

2， 认识到民主自由的价值和保守性，理解世界运行的基本逻辑。

第二觉醒在第一觉醒的基础上对世界有了一定正确的认识。可以把“大中华主义者”，听床师，尿床师，政治催眠师或是把希望寄托于欧美和民众觉醒的民运人士排除出去，比如我喜欢的大V二大爷，江峰老师，文昭老师，还有公子沈，北静等等。我认为这批人群是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大多素质很高，思想深刻，但苦于没能找到合适的方法论，所以以“口炮灭共”为主，更有甚者听信小道消息或者造谣灭共则更不可取。

第三觉醒：

1， 在前两次觉醒的基础上，做出了实际行动灭共，至少是采取不合作，不妥协，甚至武装起来。

2， 用“尊皇重教，天下布武”思想武装自己，并且付诸于行动。

在国外的民运人能够达到第三觉醒的人相比于前两种觉醒的人数量少的多，集中在“诸夏独立运动”人士和少数“武装灭共”人士，素质也参差不齐，但我认为依然是最有勇气，最有希望的一群人。因为黎明前的黑暗往往更容易让人迷失，这群人例如公民老黑，刘仲敬等能够在民运团体的口水战中脱身，找出自己的方法论，虽然不够完善，但显然是难能可贵的。

从较大的方面来讲，只要能够觉醒(以消灭赤党为准入门槛)无论是处于第几层觉醒，都属于“泛民运人士”。那些改良派两头不讨好，到最后只能被迫选边站，目前处于量子态，是最可怜的一群人，由于过于低级，和小粉红，毛左一样不在讨论的范围内。这样做，就是给国内外政治派别做了一次澄清，分为“民运团体”和“赤党及其走狗”，泥沙在下，清白在上，一目了然。

我对民运人士是充满敬仰之情的。就像牛顿说的那样：“如果说我曾作出某些贡献，那是因为我曾站在了巨人的肩上”。如果不是长期受到启发，我不可能写成这本书，但我也深知民运团体内部也充满了质疑和矛盾。在这里，我试图对民运团体作出某种调和。

我认为现在的民运团体普遍陷入了一种严重的“内卷”和“精神内耗”状态。原因就在于三十多年的时间依然没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体制革命道路，依然在重复走老路。当然我不是说我已经找到了正确的路，而是说，无论是一个经济团体还是政治团体，如果在没有寻找到一个新的发展点的时候，必然陷入一场内卷和内耗中，毕竟内卷的本质是发展的问题，发展的长期停滞必然造成内卷。

泛民运团体的内卷状态表现在严肃的，深刻的作品得不到普遍的关注，正义的行动得不到关心，别人受过的苦和流下的眼泪没人去安慰，这就意味着社会伦理的正义与邪恶的界限被攻破，是与非也变得模糊不清，到最后甚至连个人尊严也失去了。这样的时间久了，就连自诩为思想进步的民运人士也心灰意冷，变得冷漠了，实际情况远比我说的严重的多。

所以说，寻找到一个适合我们的方法和道路是非常迫切的任务，我坚信存在这样一种方法论。但面对一个复杂的问题，它的答案必然也不是简单的几句口号，而是一系列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30年甚至50年的时间。

所以我试图调和各个民主党派。就像是做料理，民主党派就像料理中调料，都说自己是最重要的，为此争论不休，当然一份好的料理缺少任何一味调料都不行，但是谁能说自己是最重要的？难道就没有一个大局观吗？这里只强调大局观是远远不够的，大家争来争去只不过因为感到自己被忽略而已。

所以，必须要强调三点，一是共同的意识形态，包括共同的信仰和理念。二是尊重个体或独立团体的利益和价值。三是建立一个可以保证上述两点正常运作的机制。我相信，只要做到以上三点，民主合派别之间的矛盾，在互相尊重对方的遭遇，利益和奋斗中，在互利互惠的合作中，矛盾可以被逐渐消解，慢慢被调和，最终形成一股合力。对此，我已经给出自己的答案。

天皇陛下光芒万丈礼(banzaerich)

既然我们认定了“尊皇重教，天下布武”的理念，那么就必须在行动，在形式上实践我们的思想和理念，否则就是虚伪。最好的方法是在基本礼节上展示我们的意志，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不断重复来强化我们的理念。于是，创作出了这个礼仪。

礼节具体内容：

身体以立正姿势站好，神色肃穆，挺胸抬头，手臂自然下垂，手指并拢。

右手臂自然伸直向上抬起，让对方可以看到手掌，同时口呼Banzai(万岁)。

含义：伸出手掌就像镜子一样反射天皇的圣光到别人身上。也意味着自己不但接收也散发着天皇的圣光。

注意细节：

举手礼高度：士的阶层必须把手掌举过头顶，其余阶层不能把手掌超过头顶。大名和关白要把手掌伸直到最高处。

一定要让对方看到手掌，禁止把手掌伸平。这里要和纳粹礼做一个区分，也不想别人误会，人都有手，不是伸起手来就是纳粹礼。

举手礼的顺序要求是上级先行礼，下级还礼。禁止在上级没有行礼之前下级先行礼，平级之间无此要求。

这个手势是静态的，并注意保持表情肃穆。

Dahlerich(团结礼)

团结如同我们的理念一样重要，没有团结，一切都无从谈起，秉持同样信念的人才能团结在一起。所以在集会时，寓意团结的手势就必不可少。

这个手势灵感来源自《猩球崛起》受压迫的猩猩们反抗人类压迫集会时的手势。

礼节内容：

同样，身体以立正姿势站好，挺胸抬头，手臂自然下垂，手指并拢。

伸出双臂自然弯曲，握拳高于头顶。口呼：Dahle(团结)

细节：

这个手势不分阶层都是一致的。

这个手势相对于Banzaerich可以是动态的，可以有双臂向上伸展的动作。

 

五，诸夏理论和台海问题

民众觉醒并不能改变中国

如果中国有一天会发生自由民主革命，而且这是必然的事实，那么要如何发生？谁能为此制定一个计划或者描述一下其中的过程？除去天真的想象，事实上这个问题非常困难，但却很有意义。促进民众的觉醒自然是一个清晰的理念脉络，但民众觉醒了就一定能够终结这个专制体制吗？这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道理大家都懂，特别是有知识的年轻人比上了岁数的人更懂得民主自由的价值。但是，在国内的大部分年轻人即使懂得了很多道理，但大多都处在迷茫，犹豫和观望的状态中。甚至在国外，一个言论完全自由的地方，为赤党喝彩叫好的也不乏其人。客观上来讲，我们应当承认还有不少小粉红的存在。而且他们之中也不乏高学历，高认知的年轻人。而且他们有些是出自自身的价值观判断真心为赤党叫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诡异的现象确实值得深思。

在我看来，其实这就是因为民众生活条件好了，知识也增加了，但思想水准没有跟上的缘故。就是说，无论是国内国外，包括台湾，甚至某些从事民运活动的年轻人，除了少数优秀的专家学者，整个华人圈子的思想水平基本处于同一个维度，区别只是自由一点，或者保守一些，大差不差。 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从没有一个人提出一套完整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可执行的灭共方案。以至于让体制保守派，改革派和大多数的观望派积累了大量的失望情绪，于是就衍生出了悲观主义和宿命论思想，以至于各路鬼神泥沙俱下，这种状态是到了应该被打破的时候了。

胡适先生有个短文叫《差不多先生传》，大约我们都是差不多先生。以前如是，现在也如此。这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错，是整个民族的民族性决定的，如果不能从根源上解决民族性的问题，國民的平均素質就不會得到提高，以前的悲劇也會在未來再度上演，我也毫不懷疑中国會再次迎來一個“大洪水危機”。

所以我整本书的主题其实就是发挥自己的政治想象力，在更高的思想维度对民族性的批判和反思，并试图找到方法去改变这种民族性，從而提升國民的平均素質。如果把這個問題講明白了，並且得以實施，我認為可以避免比較大的災難。这倒不是因为自己有多聪明，当然我也不会承认是最笨的，只是在内心里，我始終認為生命必然會找到自己的出路。所以，我不愿意向某些形而上的东西妥协，並且堅持不妥協。

在互联网社会里，唤醒别人的成本是如此廉价，以至于任何一个人今天有一个灵感在头脑里冒出来，就可以马上在互联网上宣布出来企图“唤醒”别人。但是与廉价成本相对应的是廉价的效果，他的想法在别人左耳朵里走马观花一般转了一圈，从右耳朵里就溜走了，即使能够短暂引发了一点共鸣，马上就被另一个更好的点子所吸引，最后什么也没记住，只剩下潜移默化的功用。所以，提出任何革新思想，应当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与现实发生联系？如何落地？如何改变现状？否则就变成了空想。

一方面，唤醒别人这件事本来就效果低下。另一方面，用未经成熟思考的思想去唤醒别人，就挺差劲的，那是拥有许多学问，有经历的人才能做到的事。

说白了，无论是文昭老师，江峰老师，公子沈等人的“文反”，还是某些人叫嚣的的“武反”，甚至“曝光反”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建立在“民众觉醒”这个伪命题之上的，但同时都与赤党达成了一种默契，或者说必然达成的一种被动的话语权平衡。这种平衡能让墙内外少数自由派能有一个撒气，发挥剩余精力的地方，但又搞不起什么大风大浪，这就让赤党很舒服，因为一切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这是在一个长期过程中形成的状态。

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固有的力量平衡，并且尽量加大形成这种平衡的时间成本，可能需要在未来耗费几年才能建立起新的平衡，在这段时间内，就可以做出许多事情。通过不断打破平衡，无论是思想攻势还是武力攻势，才能让赤党政权疲于应付，最后被拖垮。就像苏联一样，它可能不是被武力征服的，而是被拖垮的，在此期间，只需要付出了很少的鲜血。我认为这才是消灭赤党的正确途径。

三民主义救不了中国

人们常说，台湾是中国民主的范本，但我不能苟同这个观点，即使是自认为民运人的我，也认为美式民主或台湾的民主在大陆行不通。

我知道人們總是有先入為主的民主自由觀念，特别是对于经历过64的民运前辈们，承認這一點很難。但我没有经历过，所以很容易放下这个包袱，自认为可以以更加务实的态度面对中国民主转型的问题。也就是说，民主自由的观念对中国人精神上有益的，但政治实践中却是有害的，西方民主国家贩卖民主自由的理念，却不同时提供实现民主自由的方法和共同体概念，所以民主自由理念反而限制了中国的制度转型。

通过冷静的思考就会知道：做成一件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中国民主转型也是一样。但显然现在的中国在独裁统治下，一言一行都被监管，所以基本不存在这种社会制度转型的条件和时机，这与台湾当年面对的社会环境没有相似性，甚至和最近孟加拉模式的革命也大不一样，可以说很不相同。“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这是赤党都懂得的道理，为什么被许多民运人故意无视呢？所以我拒絕拿台湾的民主转型作为類比。

在讨论中国制度转型的时候，应该放下预先设定好的思想，回到原点，这样就能抛下包袱，澄清事实。事实上，民主制度也有很多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实现必须有良好的社会条件，它像是长在温室里的花朵，并不能在严苛的环境下存活，更别提成长为参天大树了。

一方面，中国现在严重缺乏自由的社会环境并不能适合民主的成长，更别提开花结果。另一方面，从民族性来说，民主制诞生于契约制，不难想象在一个不尊重契约，甚至没有契约精神的民众中，民主制也是不可能的。

況且，中國是個大國，面積和人口规模都很大，且历史上长期处于“泛奴隶制”，到现在也是如此。如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人类社会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会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假使存在这样的规律，那么中国的民主转型就是跃迁式的发展。

躍遷式的體制改革在没有外部力量的参与，只是出于本国民众中的改革力量，實行起來必然相對困難。不是說不可能，而是現在看不到那種可以實現躍遷改革的社会条件和国际條件。

所以，应该把民主制度进行回溯：一种符合契约制的相对原始的威权民主才是最适合中国现状的社会制度。我并非是要这种威权制度永远不变，而是符合現實各方利益，避免流血冲突的选择，并坚持50年不变，待到全民思想素质达到足以匹配现代政治文明的时候再全民公决进行转型。

但我同時認為，在社會中下階層實施现代的民主自由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民主自由不具备任何的神圣性，在我看来就是土到掉渣，只适合没有任何觉悟的“贱民”的东西。所以在整体上来看这两种社会制度各有优缺点，我不认为威权民主与自由民主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有最适合中国社会的民主形式才是最好的民主。而中国现有体制根本与民主没有丝毫关系，也根本不是外国领导人口中的威权主义，他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想象力，准确的说，中国体制是极权专制主义或是泛奴隶主义。

总而言之，台湾是幸运的，可能是过于安逸导致丧失了对赤党的敏感度，以至于台湾很多人不珍惜现有的民主体制。。依照大陆现有的政治形势，我看不出大陆能够实现台湾式民主的可能性，因为并不具备当时台湾走向民主的条件。所以，即使一部分的民众的觉醒也不能改变现实的状况，因为错失历史的时机，并且我也不会天真的认为那个时机会再次从天而降。

除此之外，鼓动国内暴力革命也是不现实的，但在国外团结一致消灭赤党间谍是可行的。如果海外民主团体都是一片散沙，各说各话，互相攻讦，又怎么能引起国内民众兴趣呢？如果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不能够让个人有充分的发展，甚至可能比赤党更加恶劣，又怎么能获得国内民众的信任呢？所以，可以在海外建立多个华人的“保守主义小镇”作为民主示范基地。如果人们普遍感受到安全，幸福，又怎么能不感恩呢？这样用实际行动更能影响国内舆论，也能吸引人才加入。每个个人都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一个节点，这个节点链接了家人，亲戚，朋友，一个人带动两个人，两个人带动四个人，这样呈指数级发展，很快就能围拢一大批人。当越来越多的国内年轻人看到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和希望的时候，这个潮流对赤党来说也是挡不住的，除非它再次闭关锁国，彻底断绝与世界文明的联系，这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以此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逼迫它进行适当的自我变革。

还有人走错了路，为了民众觉醒不惜制造假历史假新闻，製造赤黨謠言。我理解他们对国内民主祈盼的热情，但这种祈盼的结果并不是谎言能够促成的。我們可以進行藝術的誇張，對現實的抽象創作，但一定要禁止造謠。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面对历史，面对现实，一定要诚实，并且坚持一直诚实才能最终达成目标。因为谎言一旦拆穿就会造成比平常情况十倍的不信任，特别是现在道理和真相对于大陆人已经如此廉价而信任又如此缺乏的情况下。

“诸夏”理论的一点问题

诸夏理论是刘阿姨“姨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一个天才的观点，它弥补了大中华主义破产后的理念真空，也是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的产物，即使阿姨不提出来，也有别人提出。它基于对历史的重新结解构，不得不说“诸夏”理论是一个很好的尝试，阿姨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构建了一个较为庞大的理论体系，是难能可贵的。

“中华民族”是这个国族概念是梁启超的杜撰，只不过中华民族的理念有赤党强权背书，并且经过长期对民众的灌输和洗脑，所以看起来显得更正宗罢了，信的人也多。如果阿姨也有强权背书，那么诸夏理论就是正宗，就是名门正派，如果没有，就会被洗脑的民众认为是旁门左道，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

理论之争本质就是话语权的争夺，而话语权是靠政治，经济和武装来实现的。诸夏理论的天然缺点是它无法团结各个分散的国家或者团体，因为它的本意就是分裂而不是团结。所以，它根本上无法实现各个利益团体政治，经济和武装力量的整合，也因此诸夏理论必须要依靠军阀才能实现，而阿姨的最终目标也就是做个军阀的幕僚或者踩了狗屎运成为一个小军阀，我当然相信阿姨有这个能力。

我同样认为在不久的未来的中国必然分裂，以至于军阀并起，但我不认为我们要依赖军阀，相反军阀要依赖我们，因为我们必然要团结起来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军阀势力，在这个过程中，是他们和我们合作，而不是相反。像阿姨这样的投降主义情结，幻想着把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的手中，特别是交由曾经赤党走狗的手中的“招安”主义倾向，不但自身的地位和安全难以保证，甚至会把他的信徒带入一个相当危险的境地，这是相当不负责任的。

诸夏理论是天才的杜撰，体现在它把现有的国家体系从理论上击碎了，从而为新的制度体系建立提供了条件，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毛腊肉所说的：“以大乱实现大治”的效果，维特根斯坦也说：“当所有的文化蜕变成了一堆瓦砾，瓦砾又成了灰烬，精神必将高悬于灰烬之上”。阿姨的理论我认为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但在形式上起到短暂的承上启下作用。打碎旧的东西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但也是必要的步骤，所以姨学必然是这个混乱时代的“显学”。

朝闻道

生活在现在被被称为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民族在历史上总是充满了灾难，即使到现在也是如此。被称为汉族人的人群尤其如此，每次王朝的更迭，每次重大的饥荒和农民起义，几乎都会让这个民族走向灭亡的边缘，非但如此，还屡次被外族奴役，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民族的韧性，你可以说它是各民族混杂的产物，可以说它充满奴性，但它每次都能在毁灭的边缘涅槃重生，通过修养生息又走向另一个繁荣，实在是令人惊讶的事。

端起历史的显微镜，关注一下历史上生存着的一个个普通人类个体，想想我们的祖先，他们必然也留着猪尾辫子，光着被太阳晒的黢黑的膀子在太阳底下劳作，被达官贵人揪着小辫打耳光还要点头哈腰，卑微的像条狗。他们必然大字也不识得几个，一辈子只懂得种地和生娃，在他们的眼里，人娃和猪娃并没有什么区别。可能在给猪割草的途中就被官军取了脑袋邀功，他的老婆呆呆地等到太阳下山，又等到半夜鸡鸣也没有等到丈夫回来，她的下半辈子的悲惨的命运已经注定。这些男人，女人都必然是我们的先祖们，不必把我们的祖先想的多么伟大，也别说鲁迅侮辱了中国人，往上数几代，可能都是孔乙己，阿Q之类的人物。现在的我们可能无法想象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给我们留下一段DNA就永远消失了曾经存在的痕迹，连姓名都没有，似乎他们的价值只在于此。但可以想象的是我们也必然会死去，我们的死去是不是在后代看来，也仅仅意味着基因的传承呢？还是留下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和我妈逛街，见到一个手脚都没有了的乞丐，穿着破衣烂衫趴在滑板车上滑行着乞讨，看着这么痛苦的人，于心不忍，就对妈妈说：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死了算了。当时妈妈就用极少的严厉的口气训斥我说：活着就有活着的意义，他自己知道，用不着你去指责。我感到深深的震撼，却又说不清是什么，或许活着并不需要什么道理吧。现在我明白了我们的祖先大多也如同这个没有手脚的乞丐，像虫子一样活着，蠕动着，或许没有什么目标，但内心深处总是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苗，那叫做希望。

我已确定是希望延续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即使它的文化充满了肮脏，愚蠢和奴性，但它确实有一种持续着的骄傲让我们即使遭遇任何危机都要活下去，因为我们相信明天，相信后代会更好一些。但希望是痛苦的，但幸而我们这个民族早已经学会了与痛苦为伴。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或许，这种希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闻道的希望吧，带着朝闻夕死的勇气和盼望生活着。

我们当然有理由心怀着明天会更好的希望，这基于自身的经验和对于这个国家的信任，但当权者屡次三番出于极权专制的本性“开历史的倒车”，这种基于信任产生的的默契最终荡然无存，只剩下赤裸裸的仇恨。统治者终于成功地把它的“人民”逼到了它的对立面。

所以现在的我已经不想有希望了，因为我不想再被欺骗了，不想再痛苦了，已经失去了对于痛苦的耐受力。或许是因为自我认为已经“闻道”，或者已经找到门路，即使它需要一个过程。无论如何，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别样的人们，学到了别样的知识，了解了别样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必再仅仅依靠希望痛苦地生活下去。对于懦弱的人，犹豫不决的人，“尊皇”理念就是这样一个失去“希望”之后的“精神避风港”，一句“Koleva tenown meligda——这是天皇的命令”就能治愈无数的空虚和精神创伤，让我们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善于制造希望的人总依赖幻想中的希望生存下去，所以能吃苦的人总有吃不完的苦，只有勇敢地浇灭心中希望的火苗，推倒心中希望的圣殿才能面对真正的生活。没有了希望，或生或死都显得那么轻松，这就像是从宗教走向世俗，人们从豢养走到放生，走向自然的人性，走向善恶的彼岸。

基于契约制的威权主义才能改变中国

我特别欣赏媒体比如BBC和VOA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客观的报道，他们宁可错过新闻也不会报道没有证实的消息，这体现了专业媒体的专业素养。如果像某些不良媒体所做的那样，仅从我对海外民主自由人士只言片语的评论和美式民主不适合大陆的说法中就判断我认为大陆不可能有民主或者认为我是小粉红，那就和国内无良媒体一样的浅薄和下作。

我崇尚民主但不迷信民主，相信未来中国一定会渐渐实现民主，并且未来大陆的民主形式很有可能是一种“威权民主”。就像早期的新加坡和蒋经国时期的台湾一样，有一个强有力的，超越各方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代理人或者领导人又或者是政党来实现民主。即使这种民主在美国人看来完全不民主，但这确实是比较务实的选择。我相信持有此观点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即使是打了折的民主同样值得我们去努力争取，至少比极权要好的多。

为了相对的民主，为了和平，我不排除會出让或者牺牲自己的某些权利向当权者作出让步。特别是大陆人，如果出讓某些權利來獲得民主的權利，也未嘗不是值得考慮的事情。

如果说台湾现在的繁荣和民主是中国人也能够施行民主宪政的明证，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计划中的成功，那么就能够向国内民众证明现在的大陆人一样可以实现底层的，基本的自由和民主，到时候我们所有的海外华人都能够更加自信地面对世界，更加自信地对大陆人说明怎么样做才能过上好日子，更能以作为华夏诸国国民而自豪。

现在实际的情况是，无论如何讲道理都不会让底层的民众产生关注，不但是因为墙的存在，更因为他们只在乎利益。同时也无法让所有的小粉红的信仰动摇。所以我们一定要作出成绩，让他们看到什么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什么是差距，他们才会心服口服。

而这一切的成功都不会凭空而来，不会通过“口炮”就能获得民主自由。任何美好的事物都需要等价交换，民主自由不会要了我们的命，但必须要我们扒一层皮不可。它需要我们这些有进步想法的青年人去认清楚现实和虚幻，权利和责任，并付出辛勤的劳动。

中国的民间俚语相当有智慧：但凡有毒之物，五步之内必有解药。这句话具体表明了古人对于万物相生相克的认知，把它应用于政治斗争也是恰如其分的。赤党是条盘踞在中国的毒蛇，恰在中国周边，就有克制这条毒蛇的方法。这个解药就在我们的邻国—日本。

首先，中日两国传统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考察应当成为我们思考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文化传统的惯性是如此之大，即使是进入了现代政治文明，中日两国也具有各自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异性。日本的一党独大，民众对于选举的冷漠，以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国民负责任的态度，都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中国也一样，赤党的政治学论述并不具备先进性，也不是对于政治传统的反叛，而是表现出极权专制的特质，并且越来越趋同于传统的“泛奴隶制”的特征。

从生活中见到的事例就能得出结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是中国普通民众的功劳，是无数的普通劳动人民流血，流汗挣来的。赤党政权及其党员是中国民众身上的奇生虫，它的存在不但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毫无帮助，并且从劳动果实中抽取了大量的民脂民膏用于极权制度的维护和无节制的挥霍，而且阻碍了民众思想自发性进步，也阻碍了技术的进步。

因此，消灭赤党，模仿日本，用“天皇制”的制度模式将权力分散到民众中间，用体制来保证民众“尽忠”，中国将迎来崭新的明天。

89之后，再无西式民主

89年以后的中国，并不仅仅是通常人们认为的失去一个民主的机遇，实际上的影响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大的多，可能已经永远失去了西方式民主的机会了。

因为政治不是理想，它是一种现实体验，你可以在自己的理想中有一个完美的制度，但考虑到现实，却可能根本没有办法实现。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应该面对现实，逐步去实现民主，绝对不能希望一蹴而就。

应该尝试建立一个威权社会而不是专制社会。第一个原因是国内民众认知水平的限制。民主绝对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那样，就可能陷入混乱状态。

当然这不意味着我对国人的品性持否定态度。相反，我认为中国人在整个世界上是最有反抗精神的人，答案很简单，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奴隶主和奴隶，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存在2000多年的压迫与反压迫教育。虽然它的压迫是真实存在的，但反压迫同样也是。

经历两千年儒教的潜移默化，民众也被深深教化了，内心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即使后天犯错大多是环境的原因，天生就“作奸犯科”的人是存在的，但在潜意识里大多指向统治者而非对个人的非难。只不过这种民众潜意识里质朴的反抗精神曾被国民党利用，大批的热血青年以身殉道，推翻了大清，建立了民国，是为第一次革命。后来被赤党利用，成为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具，这是第二次革命。以后还会被再次利用，推翻赤党政权，我称为“第三次革命”。

第三次革命是必然发生的，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像人的反抗精神只能被引导而不会消失，我甚至认为它已经发生，89民运就是第三次革命的开始。为了防止赤党发动“第二次革命”时尸山血海的场景，即使经历了“天安门大屠杀”，但我坚持第三次革命必须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否则不但会发生人道主义危机，国人也将沦为世界的笑柄。

民众的反抗精神重在安抚而不在于被激发，政权重在复古而不在于创新。这是我作为独立思想者对“第三次革命”定下的基调。从这个基调出发，可以避免许多社会伦理悲剧，可以获得和平的制度转型，可以获得民主和自由，可以永远避免“第四次革命”。

台湾的民主不适合中国，以后的中国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像台湾早期一样将中国变成一个威权但民主的社会，我预计这个过程将持续至少30年时间。

抛开这些政治想象，我们主要的现实问题是海外中国民主联盟现在面对的内忧外患——内部不团结和外部赤党的渗透。主要困难还在于前者，我们主要的行动目标应该是相同的，分歧在于各自的利益。如果各方势力还是坚持各自的诉求而无法达成共识并为此表现出克制，那么只会造成无休止的分裂和争吵。所以，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中枢和一个可靠的标准执行流程。

还有就是说，如果再次发生像89 国民受难日那样的事件——尽管应该尽量避免那样的事情发生，是否对于受难学生是一种侮辱呢？难道流的血还不够多吗？难道我们要在同一个坑里跌倒两次吗？

每年很多人纪念8964，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不同的理解。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场蓄意针对“觉悟者”和爱国者的大屠杀，也是赤党在当权后由依赖“人民”到“反人民”的转折点，从此“人民”成为虚假的意识形态宣传，变成了贬义词，所以本书中拒绝使用“人民”这个汉字词，拒绝其概念，用民众或者renzent代替。

更主要的是我认为这标志着普遍的民主自由体制幻想在中国的彻底破产，由此伴随着“大中华主义”，“中华民族”的破产，赤党成为了分裂国家的最大罪人。道理很简单，没有人愿意生活在赤党的暴力血腥之下，而且这种民族独立意识被激发，很难再改回来，且会不断反弹。这必然是这片土地历史的转折点。

我也听说不但有汉族学生而且有许多少数民族学生也在这场大屠杀中牺牲，所以他们的民族独立诉求就有了自然的正当性，甚至“华夏诸国”的独立建国也有了合法性，台湾独立就更别提了。我们可以不支持，但在现代政治文明基础上，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或许把“89天安门事件”定为“国民受难日”，继“天皇诞辰”纪念日，之后成为全国性的第二大节日。或许会缓和矛盾吧！这样的话这片被血染红的土地不至于完全分裂，以“华夏联邦”或者“诸夏邦联”的形式存在。

台湾是否需要汉语革新

说完了比较沉重的革命大势，这里提出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台湾是否也需要进行汉语革新运动呢？毕竟台湾也是使用汉语汉字的。关于台湾的话题我一直都慎言，以免在无意中就犯下错误。总体上来说，我认为台湾的事务应该由台湾人自己来决定。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台湾一直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统性，除非是面对生死存亡的压力，不然没有外在的必要也没有内在的革新动力。当然这是针对台湾这个整体而言的，作为个人，如果出于爱好或者想要改变的意愿，也欢迎以个人的名义参与到我们的语言革新运动中去。

但同时我也相信很少有台湾人会对此感兴趣，因为他们并没有想改变命运的紧迫感。在我们老家的一座山上有“穷则思变”四个大字，就矗立在进山的必经之路旁边，每个看到的人都应该会有一些思考，这就像一句禅宗的偈语一样，拷问着人心。用我的话来说，这就是“没吃饱”的真理，而且已经到了不得不做出改变的时候，否则肚子会替你作出改变。

一个人有没有良心可以看他对台湾的态度，有没有原则可以看对日本的态度。我们的理念和政策其实也是一种筛选，把那些没有良心，没有原则的烂人筛选出去。就是要采取与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费拉”截然相反的价值观淘汰那些乌合之众和凭借投机取巧获得资本积累的既得利益者，并重估一切价值。

这不是一场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而是货真价实的平民革命，任何持有相同立场和理念的人，无论男女老幼，贫贱富贵，学历，信仰，国籍，只要有同等的觉悟和能力，就有同等的机会。

根据我的语言革新思想，我认为未来台湾如果要获得独立，且中国仍然是处在一个实力较强的地位，那么台湾应该也要基于台语和拉丁字母发展出一门新的语言，如果全台有五分之一的人使用它，并且在世界上得到认同，我想就可以作为保证台湾长久独立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台湾政府本身就是独立运作的，所以在执行方面就比较有优势。不但是台湾，大陆有众多的民族和民族语言，众多的方言，如果他们能够保持自身语言的继承，甚至于发展出语言的革新，对于他们的独立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台湾本来就是独立的，只是没有得到国际普遍承认而已，增进台湾的国际存在感是重要的方法，语言革新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锦上添花而已。独与不独不仅仅是周孝正教授所言的基于历史事实，“实事求是”的问题，更是发展性的问题，一个“实践的理性”的问题——历史从来不是静态的，它不断地流动着，且永远没有结束，只有不断地被改写。所以，台湾民众永远不能停止为自己命运的奋斗，中国民众也一样，停止奋斗就意味着放弃抵抗，意味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文化的超越带来体制的超越

用一句话概括我的观点：汉语汉字的混乱是赤党统治的基础，东亚拉丁语计划是五四汉语拉丁化运动的进阶，用有序的新语言在特定团体内代替无序的汉语，由内向外，提升华人和国民的整体素质，从而实现对独裁政体的全面超越。

在赤党的社会叙事中，人类社会必然经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而且最终由社会主义社会取代，因为生产力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改变。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这种类似社会法则的东西只不过是共产主义者的臆想，是为了美化社会主义理想而强行做出的解释，马克思提出的理念再加强列宁的暴力理论，只不过是将沙俄时代的封建社会倒退到奴隶社会或者说是极权社会(泛奴隶制)。所以，我设想在未来共产主义可以作为一种宗教而存在，以此取缔它在世俗社会上活动的权利。

只看几个简单的实例，美国社会就是从奴隶制直接跳跃到资本主义；中国从商周时期的封建社会在秦始皇后倒退到极权社会或者说是泛奴隶社会，经过清朝极权巅峰在辛亥革命后跳跃到资本主义社会，然后众所周知的是在49年又倒退到极权专制的泛奴隶社会。所以，在中国最近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极权专制社会占据了绝大部分。

赤党常说一个词叫“封建专制”，似乎封建是专制的同义词，长期以来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直到受到专业的讲解才猛然惊醒，这句话看似有理，实则大谬！这不过是个洗脑用词。因为封建就是“分封建制”，意味着权力的分享，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契约精神，欧洲中世纪的漫长历史是标准的封建制，日本明治维新前也是封建制，但中国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后就一直是极权主义或者说是泛奴隶制，表现为“天下之大，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个人的私有财产甚至人身权利乃至生命权都完全得不到统治者的认可和尊重，这也是极权专制或泛奴隶制最主要的特征，也是封建制和极权制最本质的差别。

反观日本历史就从未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各个国/藩都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对中央的认可也是在默认的契约下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国内各阶层都有其严格的权利和义务，悉安其业，各得其所，互不僭越。所以福泽谕吉曾说：“在日本的历史上，民众和统治者的关系从来不是对立的”。闻之感慨良多！中日两国体制在本质上的不同也许就是我们认为中日文化相近，但又感觉差异如此之大的重要原因吧！

就连马克思本人也驳斥苏联赤党在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中，将欧洲封建制的概念滥用到其它国家。总而言之，我认为共产主义作为人类文化理论的艺术呈现或者作为少数人的信仰没有太大错，但其一出生就和暴力绑定在一起并由列宁极端暴力理论的加持进行心灵控制，从而造成人类20世纪最大的灾难。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地的德国为什么反而极少受到其影响而以至于销声匿迹，反而在地球另一端开花结果？就像佛教在印度的命运一样？后者我知道是因为佛教在理论上根本不是印度教的对手，历史上曾记载玄奘与一个二流的印度教教徒对决中被驳斥的体无完肤，更别提大理论家商羯罗。或许基于相同的理由，在作为哲学家国度的德国，马克思也是个三流货色吧！而中国把三流的东西当做宝，乃是因为其国民素质低下，没有慧眼不能识珠的原因吧。最后导致马克思被少数别有用心者利用，以人类弱点为食，最后发展壮大。

消除国人“首鼠两端”的空间

放眼未来，看到未来的20年，习的独裁并非是件坏事，因为它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从一个世纪的较长期的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邪恶统治和造成的灾难也并非坏事，因为它让国人学会了反思自己的文化。真的，如果是国民党轻易就获得政权，中国很快实现民主，很多人也在设想这样一个美好的“平行世界”，虽然历史没有如果，我也是现实主义者，不会刻意想那些在俗世中不存在的事物，但偶尔设想一下，未必是坏事，可是我的设想却未必有那么美好和乐观。

设想如果在当时国民党没有在大陆失去政权，我相信中国当然可以避免太多的明面上的灾难，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民族自信心的盲目膨胀，酱缸文化也没人去提，因为胜利已经冲昏了所有人的头脑，那些文化中的渣滓和随之而来国民性中卑劣的，恶毒的，总而言之是“太人性”的东西会和“人性的”东西掺杂在一起，再也无法也无力分辨，这种情况将会长期持续下去，届时造成的“隐性灾难”也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或者比共产党造成数千万人集中非正常死亡的“显性灾难”更加可怕。

所以，共产党的邪恶统治是国民性的结果。推翻其野蛮的独裁专制也是改变国民性的一个契机，是对国人精神的“洗礼”，习的愚蠢作为显然加速了这个进程。

在习之前全世界甚至中国人对赤党还抱有一种幻想，幻想着赤党可以通过适应市场经济作出改变，改革开放就是这种幻觉的产物，虽然这种幻觉曾经被64大屠杀打断过，但大多数人依然沉湎在这种不切实际的幻觉中，直到近些年，习再次用大棒打醒了所有的人，也包括美国人，日本人。

如果等习死掉或者下台，重启改革开放，是否会重获信任？我认为不可能。在我看来，赤党得这种反复无常就是“首鼠两端”的表现。人们常说要把赤党和中国人分开来讨论，这种观点自然显得大义凛然。但大多中国人同赤党一样也是典型的“首鼠两端”同样是个不争的事实。他们想挣美国钱，想获得美国的自由和安全，却又怕得罪赤党，不愿说赤党不好。更甚者，有人身在美国，却又甘愿收钱或者做“自干五”成为赤党帮凶阻挡国人的民主活动。自身一无所知却又常常骂别人。这种情况难道还有理由继续下去吗？

世界上的道理自然不是非黑即白，但泾渭分明地表达自身的基本立场却是澄清事实的必由之路。如果赤党及其走狗继续利用民主的漏洞打压国外民主活动和民主人士，搞得乌烟瘴气，黑白不分，鱼目混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中国民主的未来将遥遥无期。

我始终认为必须消灭赤党中国才会变得好一些，这个事业不那么容易，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正义的力量一旦团结起来，将是非常巨大的。在未来，海外的民主活动将在改变中国体制的过程中扮演主力和主导角色，所以海外必须是一片没有赤党渗透的净土。为此我们要充分利用民主的灵活性，展现民主的力量，打造好民主的铁拳。

我不是搞法西斯，对此也没有兴趣。自由民主对于我们不应该是追求的目标，而是实现理想的原则和条件。因为民主，自由就像空气，阳光一样是我们生存的必须，就像没有人会把呼吸空气当做人生的目标追求一样。但作为我们所有有益行为的条件，自由民主也不应当只是作为一种观念性的东西存在，而是在我们的所有的行为，行动中体现出来。所以，政治，经济活动在我看来从来都是“实践的理性”，更直白的说，就是在一定规则下的力量展示。

世代鸿沟和老人政治

我曾向BBC中文网投过稿件，有一篇关于哲学和艺术的文章得到了赞赏并发表在其网站上，几年过去了，浏览外网关于中国的新闻，不免感到深深的失望，因为，自诩为民主自由人士所讨论的内容除了讽刺，批评和唱衰赤党的论调外，几乎鲜有学者提出有创见的建设性意见。

这像什么？像是台下的观众对着台上的演员的表演评头论足！但是，我要提醒所有的人：如果你还有作为中国人的认同和归属，至少不愿看到国内同胞继续承受苦难，你就应当认识到：我们不仅是观众而确实也是台上的演员！在这个大革命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出场的机会！

有朋友说的好：反共应当放在是生活中，就像是每天倒垃圾。对此我很赞成！我的想法是：赤党是一群苍蝇，但我们的命运却不是一只苍蝇拍（尼采语）。赤党不把我们当人，但我们自己要把自己当人。因此完全不必因为要消灭赤党而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做好自己，真诚面对自己的内心，成为最好的自己，我认为就是最好的反共。

另一方面，反共要渗透到生活中，蹲厕所的功夫去看一张反共报纸，或者学几个“泛东亚拉丁语”单词，或者学好英语，日语等外语，就可以在这种缓慢的积累中成就更好的自己，同时也是在反赤党意识形态渗透的斗争中前进了一小步。

尼采说：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所以，我们不必去过度关注它们，以免被其感染，重要的是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在日常生活中反共，把反共的理念，“尊皇重教，天下布武”的义理在日常事务的潜移默化中“入脑，入魂”。当我们明白我们真正需要的，就不会走歪路。

我相信华人的智慧，从漫长的历史长河看来，如今的历史也是一朵微小的浪花，其中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超越，何必以批评来固步自封？这段话并非是自作聪明或是自欺欺人，如果我没有掌握超越的方法，至少对这方法有巨大的自信，并且相信这个宏大的，以创造新语言从而改变现状的整体计划——最起码对别人有一定的启发，我也不会说这些义正辞严的话。

世代鸿沟是中国现行体制的本质问题。老人与年轻人的政治地位，专制与民主的争论，开放与保守的博弈，不过是世代鸿沟在政治问题上的具体表现罢了。这种鸿沟随着时间的发展必定会被抹平，我预计在20-30年时间内，等那些现在掌握政权的人，也就是70年代前的人死光了，中国民主也就自然而然的实现，我们只需要等待就行，但只是等待的话，这种民主可能也并非是我们想要的那样，很有可能这种民主味同嚼蜡。

所以，我一直反对老人政治。中美领导人基本处在同样的年龄，为什么我说只有中国是老人政治呢？这是因为民主国家的民主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像美国，接近250年的建国历史，200多年前的美国和现在的美国并无本质的差别，现在美国人珍视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和200多年前的美国人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但是，在美国建国时中国正是乾隆41年，差不多在此120年后中国才发生了维新变法，约145年后清朝才正式灭亡。在近代中国又经历了辛亥革命，中共建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等，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又经历了几次几乎反转的变更，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已经和30年前大不相同，面对的社会环境也是大相径庭，特别是80，90一代，年龄每隔三年，就有一种代差感，难以想象现在的领导人竟然还出生在60年代。他们既不懂社会形势，也不懂年轻人的心理和需要，这不正是老人政治的表现吗？这难道是正当的吗？

历史虚无主义

中国的历史充满了血腥，我们看历史，应当把残害中国人最多的国家当作最大的敌人，或者以民族主义的视角看，应当把残害汉族人最多的对象当作最大的敌人。

然而如果我们能做到尊重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就会很容易看出这么一个简单事实：残害中国人或者说残害汉族人最多的就是汉族人自己。并非蒙古人，满族人，或者日本人，俄罗斯人，更不是英美法。我们就会轻易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但我们显然不能把枪口对准自己，否则就是自残，自残显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应该去反思，而且是深刻的反思。但现在这种反思似乎也是被强力禁止的了。

我曾在某网站对于某个人宣扬的仇日观点发帖说：不但要铭记历史，也要看到日本的进步，向日本学习。但就是这种我觉得再正常不过，不偏不倚的观点竟然也遭到某网友驳斥，说我是“历史虚无主义”，当时我并不明白什么是他们口中“历史虚无主义”，只是想着或许是片面看历史，没有看到中国三千年历史上所有的灾难。所以我就回复他说：如果不要“历史虚无主义”就要同时铭记“靖康之耻”蒙古人对汉族人的屠杀，“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张献忠屠四川”还要记得“太平天国运动”甚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等等，因为每一次都比日本人杀的中国人更多，否则选择性的铭记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说完这些，那个人再也没有回复过我，相信他已经哑口无言了。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口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对于赤党执政合法性的历史论述，凡是不利于论证这个观点的，都被定性为“历史虚无主义”。所以，他们必然要“选择性铭记历史”，必然要歪曲历史，最后必然把汉民族变成一个永远也不会反思的民族。可以想见，这对于一个大多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群影响有多么深刻，无论品质好的，差的人都会被这意识形态洪流裹挟着冲进感性的、疯狂的深渊。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耐心去唤醒被赤党意识形态严重侵蚀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都需要自我唤醒，不配别人叫醒他，因为人数众多的真正的觉醒者尚且还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我常把我们的基本理念“尊皇重教，天下布武”比喻成一个筛子，仅仅是“尊皇”就能筛掉一大批的人，因为这些人总是被故意煽动起来的感情控制，而根本没有想过付诸于理性。

我知道二战时期的日本受军国主义影响在中国造成了许多惨案，也杀了许多人。但我同时认识到中国人在屠杀中国人的时候一点也不会心慈手软，甚至比日本军国主义更狠。仅仅在毛的执政时期就有大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国人饿死，自杀，批斗死，这难道不也是事实吗？这比南京大屠杀多出几个数量级的活生生的人命难道不也是人命吗？难道他们不值得同样的纪念吗？中国现在的民主制度转型恰恰就是因为缺乏冷静甚至冷酷的理性思考而变得不可能，如果年轻的我们再次长久被感情所控制，就永远无法逃出极权专制的牢笼。

况且，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狂热也远非天皇陛下一人所能控制的了，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战争的气息，所以把责任归咎于天皇陛下本人是不合适的，如果没有天皇的和平信念，我相信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会更加疯狂。反而被赤党分子厌恶的天皇陛下颁布了《终战诏书》，成了和平的使者，这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曾经与日本不共戴天的美国人都已决心放下仇恨向前看，韩国政府也和日本国政府重归于好。我从没有说要尊重日本政府，但难道我们自诩为民主人士连天皇陛下本人都不愿意产生尊敬之意吗？如果一个人真的如此，那和赤党一样无可救药。

坚守原则的基本内涵就是诚实，守信，知错能改，这些日本人在二战后都做的很好，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日本的帮助巨大，这是在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的。与之相反，国内有些人选择性无视历史，公然歪曲事实，蓄意煽动仇恨，图谋转移矛盾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做人根本没有任何信誉和原则可言，在整个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很少能找到这么无耻无德之徒，简直就是民族真正的耻辱。越是这样倒行逆施，越是能够在国际社会上衬托出日本民众自信，大度，包容的高素质，越是增加正义人士对日本人的好感。这才是真正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真的是回旋镖从不落空！

台海问题的解决方案

台湾绝对不是赤党所强调的那样是中国利益的核心问题，中国面临的问题太多，台湾几乎都处于次要位置。它之所以要着重强调就是试图把从属于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的问题的台湾给政治化，把它变成一门显学，变成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显的“问题”，从而在国际上实现在思想领域对台湾进行统战的目的。

所以，台湾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问题，台湾问题这个词语就是赤党赤裸裸的欺骗，是一个明显的伪命题，而意识形态的控制对于它来说，早已经驾轻就熟。所以，在我的词典里不存在“台湾问题”的说法，潜移默化中接受并使用这个伪命题其实就是有意无意地给赤党背书。

更准确的说法是“台海问题”，这是来自外国人的视角，在他们看来，赤党对台湾不断的宣示和挑衅就是台海问题的根源，在一个民主国家边上有一个流氓政权一直试图染指它，这当然构成一个问题。

解释并澄清了这点基本事实，我才可以对台海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人生问题的解决在于对人生问题的消除。我把这句话应用在台海问题上去——台海问题的解决在于对台海问题的消除。这不是一句废话，而是希望用发展的，更高维度的眼光看待问题。

众所周知，没有永恒的真理，即使大名鼎鼎的牛顿运动三定律，也是在特定的，宏观时空条件下才是正确的。更何况人类的社会复杂的意识形态观念？在不同时空，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下，在不同价值观的人看来同一个社会问题的答案都是不同的，只能先保持现状等待一个时机去解决，而这个时机是由人创造的。

台海问题不是像做国中数学题一样，确定的答案就在那里等着你去解开，十年前和十年后乃至五十年后答案都不变，数学博士做和国中生做答案都一样，如果这样简单，它也不可能成为一个问题。

首先，不能以一种静止的方式看待问题，否则就会简单化和片面化。凡是复杂的问题都要以动态的眼光去看，不然就会陷入独断论。而台海问题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它考验着华夏儿女的智慧，但毫无疑问的是需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谁首先动武，就是民族罪人。这是解决这个问题基本的方法论。

因此，台海问题根本不是现在或是短期时间内可以解决的，但也不可能再长时间拖下去。当然，这个宏大的历史叙事并非是个人可以揣测的，况且我还是个政治门外汉，大篇论述这个也并非我的兴趣，但我依然认为在5-10年内台海问题即使不彻底解决，也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答案。

其次，要以更高的思想维度去看待复杂的问题。有句诗说的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今台海问题早已不是中国和台湾的问题，而是西太平洋安全和世界秩序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有全球眼光，这是空间的维度。另外，台海问题还与中国的文化，历史，制度有关。特别是大陆也面临着体制民主化的困局，如果改弦更张，相信这个问题也就自然消除，当然这需要奋斗和等待，这是时间的维度。

最后，我想说，中国的发展是较低的，不及格的，无论对于其民众素质，经济和体制来说都是一样，可以说是处在非常不完整的，很多方面有欠缺的发展水平，是developing country，并且现在已经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而台湾依然发展强劲，各方面都很完整，成熟，已经可以说是developed country，并且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所以，除了大陆的武力威胁外，基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现在要做的就是等，等待一个时机，等待赤党被消灭，等待武力威胁的消除，也就是台海问题的消除。

大陆民众在自身民主革命过程中也不要对台湾的民主政府有过高的期待，不要寄希望于台湾能改变自身的命运。因为作为一个民主政体，它的政府理所当然服务于自己的民众，而不是为大陆民众的福祉而努力，况且它的力量相对中国来说还是很薄弱。如果可以的话，在保证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互惠互利的协商，讓大家以實際利益而不是感情好惡站在一起，也希望台湾民间的民主团体能够与大陆的民主团体合作，共同促进这个时机的早日到来。

以我自己的觀點來看，台灣當然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它的國號叫中華民國。我自己踏上美國的土地，在扔掉中國護照後就已經正式宣佈以後不再是一個中國人了，其實我早就對中國政府深惡痛絕，內心裡也不認為自己是個中國人了。更何況台灣人？這是出于个人观点對台灣獨立的認同。

從宏觀視角來看，現代政治文明應該尊重台灣當地人的國家認同感，就像愛爾蘭要脫離英國獨立一樣。所以，於公於私，我的理性沒有理由讓我否認台灣的獨立地位。

但是从现实来讲，台灣如果真的要成立所謂台灣國，恐怕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如果台灣以中華民國身份獨立，它早在49年，中共宣佈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就已經被迫獨立了，沒有必要再次宣佈獨立，這是廣義的台獨。

如果要以“台灣國”的身份獨立，這是狹義的台獨，需要得到世界範圍內的認同，但是現在大部分國家即使對台灣有獨立認同，也是以中華民國身份的認同，這離以“台灣國”身份的認同，恐怕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除非中共以武力方式入侵台灣逼得各國認同“台灣國”之外，我想大概要等到中國光復後進行的台灣全民公投決定。

现代政治文明和“中华民国认同”

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先生在就職演講中說：持有中华民國護照的人為中華民國國民。當時我想這不是啰嗦嗎？後來才明白，賴桑的這句話道出了國民的本質和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國民的定義並不是對歷史，對文化，對制度，對語言的認同，只是對於一張紙—那張護照的認同，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也基于此，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在國外搞政治運動的人，民運的人大部分都是以政治難民的身份留在國外，很多人已經丟掉了中國的護照或者護照過期，不再具備法律效力，很大可能在中國民主改革之前都回不去中國。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講，很多人在法律層面上已經不是中國人了。甚至很多人已经拿到了外国公民的身份，事实上已经成为外国人。所以，如果他们繼續推翻赤黨暴政，作為外國人的他们基於什麼理由呢？為中國人獻愛心？還是為了世界和平？還是對赤黨復仇？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句話比較殘酷，他们在對中國進行侵略準備活動！所以，為了使自己的行為有法律的依據，必然要增強自身的身份認同，於是我又發出一條倡議的口號：驅逐赤匪，恢復民國，共造華夏。

我希望中華民國政府給我們基礎民意聯盟的每一個人頒發“准中華民國護照”，待到大陸地區徹底光復後，可以給我們頒發正式的中華民國護照。如果台灣不願要中華民國這個Title，我們要。

我自己总是想：台湾是华夏诸民族的良心。台湾的民主自由没了，民族的良心也就没了。这是我出自对两岸之间的文化认同，出自对于现代政治文明的认同，当然我也愿意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两回事。

我不知道这么说能不能得到台湾人的认可，或许中华民族这个词就可能是个伪命题，这里不再多做探讨，我用“华夏”“诸夏”二字代替，也感觉不妥。但可能也只有这个抽象的词汇能把大家尽可能团结在一起。

除去两个不同政府间的敌意，我相信两岸开明的民众间是不存在很大隔阂的，所以作为普通民众的一员，先恕我冒昧。所以，我也一直认为，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一个叫嚣武统又仇日的人，这个人要么是个蠢货，如果不是，那就既没有良心也没有原则的投机主义者。

國民黨的前途堪憂

隨著時間的推移，台灣島內民眾與中國統一的意願越來越低，支持統一的人也越來越少，現在幾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作為局外人，我沒有資格對台灣說三道四，只是在闡述一個有目共睹的基本事實。

並且隨著中共國的國力大幅度衰弱，台灣獨立的呼聲也必然越來越高。這是顯而易見的，畢竟誰愿意和一個整天威脅，欺負自己的壞鄰居為伍呢？

如果中國的國力繼續衰落，台灣統一這樣一句口號也不得不變得虛無化，就像蔣介石當年喊著反攻大陸一樣。當然，到那個時候，我相信中共依然不會放棄這個口號，如果台灣有定力不宣佈獨立，那麼中共由於內外交困會變得更加難堪，因為它這個時候懼怕的並不是台獨，而是台湾不獨，台灣不獨立就意味著依然有反攻大陸的打算，依然有反攻大陸的法理基礎，一旦有風吹草動，中國民眾豎起反抗的大旗，必成野火燎原之勢，這必然讓它惶惶不可終日。當然以上只是一個有趣的猜測而已，純屬娛樂，不必當真。

作為全球範圍內現代文明的優等生，台灣的命運和政治抉擇完全在台灣民眾手裡，不容任何外人置喙。無論是維持現狀還是獨立我都支持台灣民眾的選擇。

如果台灣宣佈獨立建國，我認為對於中國人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民主政府以自己民眾的利益為第一優先，不可能輕啟戰端。這就終於斷了中國人幾十年來不切實際的“国民党反攻大陆”幻想，讓他們清醒了一些，直面自己的命運。

這幾十年來，國民黨政府的存在以及其曾經反攻大陸的口號，一直在一些大陸人的頭腦裡盤旋，給他們虛幻的希望，最後歷史證明這只是一句謊言，它沒有為其謊言道歉，反而再提要與中國統一。在我看來，這是防守動作，是絕命前的掙扎。反攻大陆是假，統一也是假，以統一的口號保持它的法理存在是真，因為它也知道統一是不可能統一的，但如果不以這種方式和大陸發生關係，就不能和綠黨產生差異化競爭，遲早被綠當吞併，百年政黨，曾經的那些輝煌時刻和崢嶸歲月也就淹沒在歷史塵埃裡。

如果真的這樣，那對於所有的中國人甚至海外華人來說，都是痛心疾首的事情。對於綠黨，我敬而遠之，它不喜歡聽我說，我就不說。對於國民黨，我從內心裡充滿敬仰！我想這是埋藏在所有大陸人從小到大潛意識裡的東西。我可能永遠不會真正加入國民黨，但如果有生之年能獲得一張榮譽國民黨黨員證書，我一定滿世界炫耀。

所謂愛之深，恨之切！正因為國民黨騙過我，所以我也有權指責它。對於綠當，我實在是沒有權利說他好或不好，因為它是土生土長在台灣的政黨，並且理所當然的要求獨立，一切都是那麼直白和自然，就像老師對於小學生作文最常見的評價：“語言通順，邏輯連貫”，顯得合情合理。有時候真想為他們叫好，在赖总统竞选获胜的那一夜，我也拼命喊“赖桑冻蒜”，为台湾的民主欢呼，似乎在选自己的总统一样。但后来想想，很有種無力感，因為他和我沒有半毛錢關係。

所以，想通這一點後，我就不明白為什麼海外民主人士會公開表示喜歡綠黨了，就像已經嫁作他人的少婦，她的眼睛裡已經容不下別人的影子，再喜歡和你能有什麼關係呢？難道是出於一種特殊的癖好？

如果說綠當只有一根筋，那麼國民黨就有九轉腸，這也是為形勢所逼迫，不得不採取的策略而已。國民黨有逾百年歷史，單论鬥爭經驗和施政手段來說是台湾任何政党也比不上的。島內有民眾評價兩黨，說國民黨小事做的好，大事犯糊塗，綠党正好相反。作為局外人，我卻覺得未必如此，国民党必然是要为其生存下去而挣扎的，大事上的看似糊涂，其实也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策略。台湾人這麼說頗有種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感覺。

雖然如此，我勸國民黨還是要有一個空杯心態，不要在具體的事物上大做文章，因為已經做得夠好了，而應該在更高層次的抽象宏观問題上多下功夫。所以，我建議國民黨黨員要堅持本心，除了盡量保持在島內的基本盤之外，還應該積極行動起來，向海外華人發展黨員，那是一片更廣闊的天地，大有可為。這是個人一點淺淺的愚見，口無遮攔，如有冒犯，还请贵党多多包涵！

华人既要“民主革命”，也要“落地生根”

我们应该也能意识到，全世界反华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其共产主义威胁，更主要的是它的语言有很强的独立性，汉语是世界上仅存的唯一一个表意语言。这与西方以拉丁字母书写的表音语言有着显著的差异，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到了西方自由世界，但大部分仍然和华人聚居在一起，使用本地语言的机会很少，甚至由于学习成本大而不愿意学习本地语言，再加上传统文化的差异，这就造成了华人的孤立状态。越是孤立，就越是让人家认为华人仅仅是来这个国家赚钱的，只是个过客，既没有融入这个国家的能力，也没有融入这个大集体的意愿，自然就渐行渐远，被冷眼相待了。

很多人说，国内大部分人不愿意与专制体制为敌，甚至不愿意批评政府。只愿意各自生活，像一只鸵鸟，遇到危险的时候把头插进沙子里，做一个“日子人”。我认为这不对，其实大部分人都有批评，反抗的意愿，只是迫于压力无奈接受现实罢了，可能他们对民主自由理解不够，但出于人的良心的本能和基本的判断力是不缺乏的。虽然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让他们担忧，惧怕，时常小心翼翼地活着，生怕遇到“张献忠”就稀里糊涂死了。或者等他们被“社会主义铁拳”锤到一个不能正常生活的程度，自然就会奋起抗争。这些所谓的“日子人”都是“生的糊涂，死的随机”，这样生活在恐惧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日子人”的生活状态。

而移民到海外自由世界的国人才是真正的“日子人”：他们享受着高工资，高福利，呼吸着民主，自由的空气，有医保社保，不用担心生病或者失业就毁掉整个的生活，也不关注国内同胞的遭遇，远离了曾经生活过的极权专制的体制。如果也从不为国内同胞的遭遇发声，可能永远也不会有国安，国保骚扰到他。这才是真正的“日子人”，把生活过成“世外桃源”般美好，这是我羡慕不来的生活方式。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华人不要总想着“落叶归根”，落叶归根的是耗材和肥料。一定要“落叶生根”，生下去的才是种子和希望。我个人非常支持这个说法，全世界的华人也应该有这样的觉悟——我们当然支持和鼓励一部分海外民主自由人士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奋斗，但同时我们也要允许一部分华人在海外安身立命，无论如何这都是个人的价值选择，应当给予同样的尊重。就像在国内一样，既要支持一部分人去参与斗争，也需要允许一部分人躺平。就像天平的两端需要平衡一样，并且同时都是出于“忠诚”的名义。

 

六，中国人的脊梁

历史的两个剪影

在模糊又充满扭曲形态的中国历史背景板上，只有两个人的剪影让我印象深刻，他们身处社会底层，没有名字，衣衫褴褛，但腰杆笔直，肩膀宽阔，因为他们撑起了整个的中华民族，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第一个，无名氏，在中国某个遥远幽暗的朝代，连年的天灾人祸让民众饿殍遍野，他骨瘦如柴拄着一根枯树枝艰难的行走着，似乎一阵大风就能将他吹倒。路过一家富户时，主人大发慈悲救济灾民，看到这个可怜人时随口叫到：喂，那个人，过来吃！大灾之年，饥民见多了也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那个人似乎并没有像其他灾民一样迫不及待地对他的食物狼吞虎咽，甚至那个人没有回答，他的脚步甚至也未曾停留一息，就那样远去了，直到消失不见。主人望了一会儿，这个愚蠢的人未曾意识到的是自己刚才与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擦肩而过。而这个人将会因饥饿和疾病而死，并且从此化身成为华夏民族不朽的精神图腾。日本民间有谚语：雏鸟以鸣求食，武士剔牙充饥。以表达武士崇高的精神，依我看，古代中国这位不食嗟来之食的无名氏对比剔牙充饥的武士来说，并不遑多让。

另一个人的故事发生在清末太平天国与清国对峙时期。清朝被我们认为是中国封建帝王专制的顶峰，民众尽是无知麻木愚蠢之辈。西方某传教士亲眼目睹一奇事：清兵抓到一群信仰上帝教教民，在地上用刀划上十字架标志，命令其跨过十字架以示其与信仰决裂，然而依然有许多人宁可被蛮子杀头，也不肯一丝一毫背叛其信仰。依照现在人眼光来看，跨过十字架这个简单的动作可能什么也表示不了，即使如此，他宁死也不愿对信仰有哪怕一点点的亵渎。

人们常说：人因信仰而伟大。这个形象或者说这些人的作为刷新了我对清朝普通大众固有形象的认知，他们并非是愚蠢又麻木的，而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憎的。如果说中国的历史是一片人性的沙漠，上帝的信仰则是沙漠中罕见的绿洲，让人终于有了可以依靠的清凉和安全，即使他们拜上帝教信仰也是经过人为篡改的，但必须承认的是他们对于信仰的坚定程度是我们现代人的十倍百倍，凭着信仰的力量，足以完成任何不可能之事！他们在最黑暗的时代展现了人性中最光辉的一面，照亮了整个时代，他们也无愧作中华民族的脊梁！

中国人有劣根性吗？

我承认中国人有較差的国民性，並且從文化、制度方面提出了改善国民性的設想。但我否认中国人具有所謂的劣根性，凡是指认中国人具有劣根性的人全部都是“八嘎”，馬鹿不分，是非不分，其中尤其为軍国主义时期的日本最为嚴重，还有現在極少部分的国人。

国民性是文化上的批判，但劣根性就意味著血統上的批判，好像天生就如此，本該如此似的。试问，剝离了文化谈血統有什么意义？就像脫离了現代所有文明，人类不过都是些茹毛飲血的野蛮人，无論是中国人，日本人，德国人，英国人都一样，有什么值得为血統骄傲呢？如果为血統感到骄傲，本质上也是对曾经民族或者家族的历史文化感到骄傲的具象化的说法，而不是指占体重百分之八的血液。所以我认为这种说法有种族主义的嫌疑。

在我年輕的时候也是相当为种族主义狂热，疯狂崇拜希特勒，以为只要赶走蒙古族人，滿族人就能純淨了族人的血液，就能消除文化中糟粕的部分。当我从书中得知很多元朝蒙古人后代被灭国，于是改姓“王”后，就莫名开始对隔壁姓王的人家充滿疑虑，甚至敌意，即使亲戚家有姓王的也一样。当我从地理书中看到美国白人竟然可以和黑人結婚，並生出棕色皮肤的孩子，我就感到一陣恶心。現在我已然放弃当时幼稚的想法了，但是偶尔想来真的为当时純真的自己感到好气又好笑。

所以，事实证明，可能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民族感到骄傲，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不承认中国文化很厉害，我认为它low爆了，所以我认为应該学习日本的，西方的文化，这有什么问題？我没有受到任何的威胁和引导，难道就因为这样就会被看不起吗？难道就应該被骂为劣根性吗？人总是可以教化的，即使在魯迅作品中被普遍嘲笑的阿Q，也只是因为受到了糟粕文化的迫害罷了，並非是因为他天生就如此，我相信，即使天生有一种不好的特质，经过后天的教育也会輕易被改正过來。希特勒也曾骂日本人是一群猴子，只配在海里打漁，难道我们就应该否认日本取得的成就，嘲笑他们吗？所以说，国民性是可以被教育改變的，劣根性的批判就類似於宣揚种族主义，这是应该被掃进历史垃圾堆的東西。

如果中国人真的有所谓的“劣根性”，那么问题反而变得简单了。作为理科生，我可以作出一点推测，劣根性的性状必然表现为某种神经性的冲动，这种神经性冲动必然要以某种身体分泌物质作为基础。就像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荷尔蒙分泌过量而表现出的对于异性的好感，会陷入一场单相思中无法自拔。或者对于生活的极度敏感，让自己突然伤感落泪。所以答案就简单了——我们可以发明一种神经抑制药物来抑制这种分泌物的产生，就像电影《撕裂的末日》那样由政府强制民众注射情感抑制药物，从而彻底改变中国人的劣根性。但是这样真的现实吗？

日本軍国主义时期对中国的嘲笑，称呼中国为“支那”，大約是因为其经历了維新改革，国力倍增，且甲午战爭打敗了中国，成了暴发戶，民族自信心爆棚的原因导致，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日本人通常比较目光短浅，这也是其民族性决定的。所以，要把天皇和日本人区分对待。日本最終它也为它的狂妄和短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纵观日本历史，它之所以每次都有运气克服困难，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原因在於它的生存条件恶劣，地震火山海嘯頻繁，且国土狹小，导致商品经济不发达，容不得懈怠和滿足，因此養成了普遍的危机意识和較为单一的民族意识形态，日語的產生又從文化上深化了日本獨特的意识的认可，可以说正是这种民族危机感让日本这个缺乏资源的岛国依靠人才成为了举世瞩目的重要国家。

而中国恰恰相反，因为“中央之国”和“地大物博”的盲目乐观和夜郎自大让中国人长期以来就没有民族危机意识，山脉和大海的阻隔让国人失去了与外界文明交流的机会，表意汉字不但阻碍了普通民众的学习，又加深了本来就早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最終落后於人。

但汉字对国人的影响是后天经验形成的，既然是经验的，那么就可以用另一种经验取代它，所以个人是可以被教化的。国民性这个宏观叙事也是由每一个国民的个性组合的产物，而不是某种天性的，必然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在中国任何黑暗的时代都不缺乏民族的脊梁，都存在个体自由的人性在闪闪发光，把这些民族的脊梁找出来，并上升到民族的主体价值观，引导着普通民众，华夏民族才有希望获得长久的自由和民主。

所以，我认为中日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又有很強的互补性。如果能成为兄弟之邦，以和平方式实现大东亚共荣，这也是中山先生的遺愿。甚至把基于契约制精神的“天皇制”推向第三世界国家，必然能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然而教化民众和体制改革需要成本，需要智慧，需要牺牲，愚蠢的看客既承受不起代价，又感到巨大的心里落差，只能像老鼠一样潜藏在一个阴暗的隐秘角落里对全体国人进人身攻击，并把这种疯狂的攻击上升到“种族优劣”的程度，这种无耻行径应该适可而止了！

诸夏国民的成熟

我在看书看影视剧，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特别是关于国民党的作品，就发现他们和我们好像很不一样，有种不一样的特质。我思考了很多年，也没想明白这种特质是什么，现在我明白了，那是成熟，仅仅是作为一个人的，通常意义上讲的成熟。

无论是以认真态度创作的影视作品，还是文学历史作品，无论他的地位是高官或者是普通军官，亦或是普通士兵。比如《色戒》中的易先生，《血战台儿庄》中的蒋介石和汤恩伯，历史作品《戴笠传》等等，甚至是完全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单纯的武侠小说，古龙的《三少爷的剑》，还有描写欧洲一战的电影《魂断蓝桥》，从他们描绘的形象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成熟的人。

之所以讨论成熟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中国大多数8090后年轻人都很不成熟。老一辈的人总认为到了某一个岁数自然成熟，或者说结了婚就成熟了。这不对，事实上我看到很多结了婚，有了几个孩子做了父亲母亲的人都很不成熟。注意我这里说的成熟并不是经历过社会毒打的老道和圆滑世故，而是明白自己作为人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从而拥有的自信和从容，更进一步，甚至是像影视剧中的大人物一样认识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后身上不经意散发出的光芒。说白了，成熟就是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随时随地勇于牺牲的精神，并且不可能抛弃自己的理想而去追求世俗的欢乐，这样的人，不用矫揉造作就有神秘的气质，散发着成熟的魅力。事实上，国民党早期那种英勇无畏精神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所以更加让人印象深刻。

反观中国现在的8090后们，很多人的精神贫乏令人发指，社会主义理念早就被他们扫进了垃圾堆，民主自由理想又被强迫中断，甚至在他们身上从没发生过，似乎只剩下钱可以追求，但又很难找到机会。政治信仰关乎人类的生存状态，一个人可以不接触它，但不能不了解它。偏偏上层的宣传充满了抽象的词汇，不是给人听的。所以他们的意识是懵懂无知的，根本没有信仰或者不知道该信仰什么，注定是迷茫幼稚的一代，比起上一辈来说，更加不堪，8090后如此，00后亦如此。循环往复下去，只是毁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救救孩子吧！

但是，我不得不说，8090后同时也是中国人思想最自由的那批人，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思想未被打上“红色的钢印”，虽然也经历了贫穷，但普遍是在相对自然，自由，少有政治事件影响，充满人情味的环境中长大，对人充满了同情和关怀。在64发生时也是懵懂无知的，未曾经历过大屠杀，打小的生活环境是相对宽松和自由，所以自信且勇敢。

以亲身经历举例：在那个年代，中学特别是大学的课堂上，就可以听到老师大骂赤党的言论，很容易一下子激起同学们的兴趣和激情，也有起哄的，课堂中一下子就洋溢起欢笑的氛围，第一次知道真相的同学面面相觑，眼神中充满了不可置信和知道真相后的幸福感。虽然我不知道这样的教学效果如何，但这绝对是一个人一生都难以遗忘的经历，这种民主意识的启蒙有助于让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思想的人类个体。

并且我认为这样的经历绝非偶然和个例，而是普遍性的，得到默许的，这出自人讲真话，听真话的自然本性。再小的00后，我认为就没有这样的条件，物质的充盈对民主自由意识的觉醒并无太多益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它让人们沉浸在“吃饱的真理”的虚假满足中，从而忘却了自身真正的价值—精神层面的澄澈和优越。

总而言之，即使8090后有着各种缺点，但也有着各种特有的优点，而且优点是弥足珍贵的。 所以我经常会说：每个时代的人在青年时代都不可避免沾染了那个时代的风气，造就了个人的价值观念，一辈子都很难改变。绝大部分人都死在了青年时代，以后的人生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能够走出那个阴霾的人凤毛麟角，需要持续不断的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反省。但是，如果这群人登上这个体制的高位，恰又是狂妄自大，不知反省之徒，必将给国家，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习不就是如此吗？所以，中国的政治变革只有等5060年代出生的人死光，等7080后掌权后才可能有所改变。在此之前诸夏国民不要着急，要有计划，不能进行过于激进的改革，只是要准备着那个时刻的到来，我相信并不远，20年之内会有清晰的答案，30年之内必然实现。时间是一把终极武器，终将改变所有。在此之前，我们要善良，喜乐，好好的活着。

关于宗教和信仰

诚然，宗教并不同于哲学，科学，能够让人增长真正的知识，但人生在世，活着可能并不需要太多的知识，成功的人也并非是知识最丰富的那群人，相反，无意义的知识甚至是错误的认知却可能是人的负担。一个有知识无信仰的人注定成不了大事，一个有信仰却无知识的人也许会很好的生活着。我们尊重知识，承认有知识会活的更好，但也允许有人不依赖知识仅依赖经验生存着。根据人类的文化发展历史，宗教信仰要先于哲学甚至先于文字产生，其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就像我前文中所講，宗教是一种實踐的理性，中国有科學，但国人兩千多年來几乎從來不屑于总結和实践科學的经驗，大多數国人的一生都只是憑藉个人经驗和實踐的理性活著，这構成了人活著的兩种基本质料：物质實體和形而上學。只不过，西方人所謂的形而上學，信仰，自由意志，自在之物，起始因，上帝等等，在国人那裡被替換成實踐的理性罷了。所以，国人潛意识裡或多或少都有对宗教虔誠的基因存在著，只是不表露在外，也就是说国人都有成为虔誠信徒的潛质，不过是沒有一個好的时机。

听说台湾有两万多家宗教场所，比全岛便利店的数量都多，这个统计数字让人惊讶，同时也为台湾的宗教自由赞叹！这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我们所提倡的“重教”理念，不仅仅是尊重教育，同时也是尊重宗教，两者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我家从小就有基督教信仰，正堂墙壁上挂着的就是马太福音“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既不种也不收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这节的内容，至今读起来依然亲切可感。我甚至建议我们“武士阶级”，都要选择一个信仰从思想层面上武装自己，并且可以立法，让职业从事宗教的人士，可以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优待，以实际行动体现我们对宗教信仰的支持。信仰自由，是我们跨向體制改革重要的一步。

在这裡我不得不以個人名义讚賞法輪功團體对於整個中华民族的貢獻。我认为它的最偉大之處就在於为民族培養了大批的高素质，有国際化視野的人才，在未來也將发揮重要的作用。单從这點來说，就比誇誇其谈的民主運動又搞得一塌糊塗的海外民運人士強的多。

另一方面，看到很多支持民主自由的人士对法輪功團體人士大加鞭撻，我覺得难以理解！大家的三觀或者政見有差異，这是很正常的，也是民主自由最基本的體現，出於庶民的判斷力，指責也是無可厚非的，但这屬於情义的範疇。出于“情义”范畴的指责大多出自“贫下中农理中客”，抓住了次要的，但忽略了主要的，本质的东西。

还有，法轮功团体为民主自由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承担了来自赤党这头凶恶猛兽的暴怒，为泛民运人士抵挡了大部分的赤党攻击，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民运团体将会遭受更多的、灾难性的打击，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些自诩民主自由人士若是没有一个感恩，忠诚的心，没有对超世俗的信仰的尊重，很快也将会被历史淘汰。

我更希望大家能夠擱置爭議，把民族的利益和对国家，对天皇的忠誠放在第一位，在大眾場合放下批評，因为忠誠從來不是用嘴表達的，而是用行動餞行的。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们的事业”的所有目标，包括反共，威权民主体制，中下层的自由民主，贵族制，宗教信仰自由，等等一切目标，那就是“尊皇”，尊皇的内涵足以包括以上提到的和尚未提到的所有目标，天皇的讲话涉及了对以上所有问题的关切，这就是天皇的命令。

所以，天皇陛下是我们不同派别政党，团体团结一致的“最大公约数”，自由和民主因其缺陷，各自都可以作出各自的解释，不足以达到一致的认同，“让陛下安心”应当成为所有政党团体的最终目标。尊皇应当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和民众的底色。

但无论如何，“尊皇”都是世俗价值，管不到超世俗的存在，这种超世俗主要就体现在宗教信仰。在日本封建制度下，即使是“天皇陛下”在面对佛教僧侣时也应当表现出敬意。武士在行军时遇到僧侣队伍，也要主动让行。当然这种世俗与超世俗的冲突、磨合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达到和谐的状态，宗教人士也需要严格自我管理才能配得上世俗人的敬仰。但对于宗教信仰的尊重是种原则，本质上就是对人的生命的敬畏，对这种原则的坚持，也就是对于民主自由理念的坚持。

关于中共的悔罪和清算

话说回来，共产主义仅仅也是种宗教信仰而已，而且是相对于基督教，伊斯兰教来说，更加低级的宗教，因为它根本没有任何崇高的精神，任何的个人牺牲都是为了换取自身更大的利益或者集体利益，只有低级趣味的人才会欣赏它。然而一旦它掺杂了列宁的暴力主义倾向，低级趣味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恐怖主义，它是在诱导一些粗鄙的人类释放本能中的兽性，除了制造灾难和恐惧外，它什么也做不成。

任何一个赤党党员都曾经或者正在对民众造成伤害，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但无论如何，他们都犯下难以挽回的罪恶，虽然是中国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但既然犯了罪，就必须赎罪，死了也不可饶恕，将有其子女，孙子女代为偿还受害者。之所以坚持如此，而不是轻言赦免，是出于最坚如磐石的情义，我们要坚信定量的罪必须由等量的罚来抹除，流下的血必须经过火的洗礼才会清洁，否则正义的天平两端永远不会平衡，罪和血就会积累起来，和平就会被败坏，直至摧毁一个人乃至整个民族。

俗话说，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我想我们其中的任何普通大众，任何党派团体个人，除了宗教信徒以神的名义，都没有权利劝他们放下仇恨。除了天皇的命令，这是出自对于制度的尊重和信任，也是出自对于天皇的热爱，也只有天皇的命令能够赦免一切行政罪。所以天皇能够作为维持和平的最大公约数而存在，否则放眼整个华人世界也找不出任何一个人能够有如此的威望。

我已经放言说仇恨和爱一样重要，但这并不阻碍我对于和平的向往，因为人作出一个决定，肯定是下了一番功夫，作出了觉悟，虽然这并不容易。但为了和平，也为了遵从天皇爱民的号召，我们已经作出觉悟，决心给予他们优待，可以赦免其行政犯罪，只保留对其主要头目的追罚。即使是民事和刑事犯罪，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经历法庭审判都可以得到从轻发落，也可以在得到受害者和其家属的谅解下，我们保留最低程度的公诉权。如果可以向社会捐出财物，践行勤俭刻苦的武家理念，即可免于公诉，更进一步，如果他们愿意宣誓成为天皇的子民，并保持勤俭的生活，他们可以成为士参政议政，因为我们的批判建立在事实层面而不是血统上，并且应该承认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学识和品性本来并不差。

另外还要成立对于国内重大行政诉讼的调查机构，由法律行政司法常备军事力量机关接受国内申诉案件，建立“恶人榜”，。并对国内申诉提出审理结果和建议。如果无法执行，在审理结束日起，按照造成后续危害程度按比例进行计息，后期连本带息偿还，当事人死亡的，其直系后代代为偿还。对于作奸犯科，死不悔改的，由“尼安德特人组织”发动超限战，在全球范围内诛杀。(尼安德特人组织，英文Neanderthal Organization简写为NEO，是独立运行的为维护天皇制而存在武士群体，只忠于天皇，受关白节制)

这并不违反我们的理念，已然决心要建立一个贵族阶级，宣誓捍卫程序正义，那么既然功勋和荣誉可以惠及后代，那么无耻和犯罪同样有理由殃及子孙，这样才能够给宵小之辈以足够的震慑，并且可以追朔50年，以铁腕手段阻止国内相同悲剧的重演，让受苦难者不再流泪，让正义得到伸张！这也是对于“天下布武”理念的社会实践。这不是出于恶毒，而是出于对和平真正的热爱。

 

和平靠的是团结和信仰

中国的宁静革命是我们最大的追求，也是历史的趋势，但是，中国的宁静革命依靠的不仅仅是民众的民主觉醒，更主要的是对中共人员的包容和谅解，制止因为“投名状”而造成的政治罪。我认为和后者相比，民众的觉醒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大多数民众，包括大多数年轻人只是觉得苦，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本质上来说，他们压根就没有政治意识，更没有政治倾向，谈何觉醒？这就是个伪命题。大谈这个伪命题的人非蠢即坏。

王治安之流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他们惯常以和平为口号，以促进民众觉醒为幌子，堂而皇之地对海外民主团体大加鞭挞，以施行思想渗透之实，无耻虚伪至极。他们认为中国的宁静革命只能依靠民众觉醒，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不是说民众觉醒一点用处没有，而是和海外真正的行动相比，效果无限趋近于零。未来中国民主的实现，在整个的民主运动过程中，个人估计大陆民众的觉醒在整个过程中所占的比重可能不到百分之二十。因为这是个信息开放的时代，最底层的人就不要指望他们能明白什么了，知识分子群体早就接触到信息了，甚至他们的思想比逃亡海外的人都要先进。他们之所以看起来懵懵懂懂，其实人家只是在装傻而已-你可以一棒子打醒一个沉睡的人，但永远不可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所以，个人认为，从事实上讲，王治安之流就是有意或者无意的骗子。以他的民主转型论述，根本不可能对赤党的统治造成任何的动摇。当然，我个人也相信他并非是有些人所说的大外宣，但我赞赏他们的怀疑精神。也就是说，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大外宣，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并且估量他对我们的事业做出了多少贡献。

团结不但依靠共同的理念，更要尊重个人价值。在个人价值的实现上，安身立命是最重要的，如果不安身就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安身立命的基础就是心理上的安全感，这意味着不但要感受到被保护，被尊重，更要看到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这种心里的安定要以家庭，宗族来实现。所以重建被赤党破坏的宗族社会是当务之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能够保证一个人即使为国家牺牲了，也能让他的事业永远被其后代继承下去，让他的家纹永远不至于消失。这倒不是说家族的认定一定要以血缘关系为准，而是说，官方的认证是以共同的家纹为基础。

基础民意联盟

基础民意联盟不是我们的事业，但是我们的事业需要借助它来实现。它并不是一个政党，而是政党的联合体。显而易见，海外民主党派有许多的派别，无论大小，发展程度，只要能够独立运作，有共同的纲领和信仰，都应该是平等的。如果党派间能够消弭隔阂，宣誓遵守“尊皇重教，天下布武”的基本理念和原则，那么形成的党派联合体就是基础民意联盟，简称基民盟。

基民盟是联合政府的前身，是基于共同目标和各自利益的联合体政党，具有准政府的性质。是国民联合议政的具体表现形式，施政准则就八个字“尊皇重教，天下布武”，也是我所谓的中华文化的哥白尼式革命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集中阐释。

因为我强调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密不可分，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文化的哥白尼式革命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人类是语言的奴隶，但人可以通过对语言的改变来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但大自然是完美的。人是社会驯养出来的非自然动物，活着的意义就在于遵循着自然的规律，达到与自然和谐并超然的境界，这是中国思想自古以来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但即使人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依然坚信通过世俗的规律生活，就可以达到这种境界。

无论是国民性批判或者政治转型都是在世俗层次上对中国世俗规律的革新。它具体包括了创造并推广东亚拉丁语，建立以天皇为最高领袖的天皇制政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以及建立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团结海内外各个民主政府，民主党派和组织，在海外建立民族聚居区，促进本民族的文化和经济发展从而振兴诸夏民族，支持国内民众觉醒和反抗暴政，消灭中共等等目标，无论这个过程有多么不容易，但这就是我们的事业。

总而言之，我们的事业就是“重估一切价值”。所以，在从事我们的事业的过程中，并不要求我们的党员，对中国古代史，对赤党历史有多深入的了解，每个人知道的都已经够多了，如果有具体需要，还可以咨询专家。这就是说，放眼未来，我们是为创造新的文化，新的政策而工作，那些旧陈旧的，不合时宜的历史就应该被抛弃。

 

中国透支了未来

我的这些文章，观点绝无可能在国内发表。首先我认清现在的形势，言论打压的太厉害了。其次，就算有些比较柔和的观点在国内发表，可能离我想要表达的还差了些距离，并且费了很大的力气，可能也得不到赞赏。所以，如果和我一样有反抗意识的人，能润的话，还是润吧，以后中国的经济形势会更加糟糕，已经看不到一点希望。

我曾在内地一个网络视频底下发过一个评论，说的是挣钱就是为了躺平，这是非常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无心的评论却得到了数千网友的支持，成了我点赞量最高的评论，有人说社会让他看不到希望，有人说梦想已被现实击碎，现在不是梦想的时代，有的说连自己的生活都过不好。我也意识到很大一部分中国年轻人已不再相信宏大叙事，不再相信别人给自己搫画的梦想，因为从现实里看到自己的渺小，只能放下梦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我的感受也一样，领导层在做决策的时候从来不问问年轻人在想什么，想要什么，年轻人在国家管理中根本没有话语权，只是看到贫富的差距，阶级的差别，并且随着经济的下行，看不到阶级跃升的希望，即使想安安稳稳的生活也成了奢望，所以，躺平成了一个流行词汇，这种风气蔓延至社会各行各业的每个角落，而且有越来越强的势头。年轻人越来越关注怎么降低消费省钱，越来越关注怎么偷懒耍滑，再过几年，等到还相对比较能吃苦耐劳的85前生人退出劳动力市场，中国社会的生产将难以为继。

随着经济发展的放缓，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也陷入危机，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我早就预言，中国的房价因为政府强力管控不会降得很多，但最终会原地爆炸。还有民众和政府的信任危机，出生人口危机，外交危机和针对中国的“新冷战”等等，这一系列大问题，大危机都是这几十年盲目发展和专制独裁造成的恶果。

一句话，中国几乎透支了所有作为一个正常国家的要素，就是透支了未来。这么多的矛盾集中爆发是可怕的，如果不改弦更张从而获得民众和国际重新的信任和支持的话，几乎是必死，速死的结局。但中共政府已经耗尽了信用，它唯一的自信乃是制度自信，不是它的制度好，而是它相信没人可以提出并设计出更好的方案中和并取代它。它不怕极端的对抗，甚至蓄意挑起极端对抗，比如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武力入侵台湾是极有可能的。它害怕的是逐渐的渗透和侵蚀，害怕润出国外的中国人过的好，害怕他们团结在一起。

中国人都是自由的

中国人都是自由的，即使他们生活中不自由，梦中也是自由的。自由不仅仅是生存状态，更是心理状态。中国不是朝鲜，在朝鲜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甚至电视广播也只能收听朝鲜电台，所以，我想朝鲜人应该是简单到说梦话也是爱国主义的。

但中国人只要有想法，有意愿和外界建立联系，获取墙外资讯是很容易的，即使肉身出墙也不是很难。我认为中国绝无可能再次与世界完全隔绝，任何时候都有有各种方法合理合法润出国，只不过成本会越来越高。现在，他们没有这么做，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强烈的意愿而已。所以，即使遭受到不公对待，也根本不用对他们有太多同情。

还有，中国无论政策多么无耻，也是有一定市场经济成分的，市场经济就与其体制天然相悖，处于市场经济竞争中的东西都自然地失去了大部分教育洗脑，让人变得体制化的作用。原因很简单，没有人愿意为此买单。比如一个游戏或者一个APP，如果它的作用就是宣传，即使是夹带私货的宣传，在市场经济中也没人愿意消费它。所以，只要存在市场经济，那么民众的自民意识必然被唤醒，维稳就变成必要的了，并且市场越开放，这个经费就会越大，对于这个需要暴力才能维持的体制来说，这是其最后的生命线。

别人的事我也知道不少，但就以我为例，我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也很少，长时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但我依然可以憧憬自由，可以做出一些行动，甚至很多比我资源更多，人脉更广的人做的却远不及我？为什么他们不能？

相反，我认为外国民主组织处在枷锁之中，这种枷锁并非出自身处的环境，而是出自内心，自己给自己上了无数道枷锁。他们的机构过于松散，没有方法论的指导，没有明确可执行的目标，没有强大的信条和领导，所以经常失败，并且经常堕落。没有冲破自身语言枷锁和自身认知牢笼的机制，所以即使身处自由世界，但内心依然在牢笼中。在自由世界中戴上枷锁，在牢笼中感受自由，真是莫大的讽刺！

让美国再次伟大

美国的政治庇护，怎么看都是一种怜悯。当然可能美国人认为这是一种义务和责任。但是很多中国人似乎把耍小聪明骗来的绿卡甚至庇护当作自己荣耀的象征，这是不可接受的。相反，这应该是美国的荣耀，要不然为什么优秀的人才和品行卑劣的人同时都往美国跑呢？

在有尊严的人看来，这甚至是一种羞耻。当然，他们很多人需要帮助，而且美国人及时提供了帮助，这无可厚非。然后呢？扪心自问，他们是否又回报了同等的帮助？是否就此认为自己比国内遭受不公待遇的同胞更幸运，更高人一等？如果这样，这种帮助反而成为了其个人耻辱的印记，并且最终是不可持续的！有尊严的人应该认同这样一种观念：如果不能为美国作出大的贡献，就应该把美国这片土地看做自己临时的旅居之地，最终是要夺回属于自己的那片土地！

我们要帮助美国解决亚洲鲤鱼问题，非法移民问题和工业生产劳动力问题。因为我相信通过尊皇重教的国策，可以使人们的思想素质和职业技能得到普遍的提高。然后设立各种行业的公会进行劳工培训，通过劳务派遣的方式为美国各行业提供人力资源。不仅仅是中国人，也包括世界各国向往美国的人，让非法移民变废为宝，持续为美国的建设出力，其中佼佼者可以在美国的政策下合法获得绿卡，大多数人则在未来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帮助国家的建设。当然这一切的施行需要美国一定的政策支持。

其实中国年轻人大部分都有出国的意愿，但是一没有合适的途径，二是美国也不可能突然接收那么多人。但无论如何，从长远来看，只要加强管控和疏导，中国的移民对于美国来说不是坏事。所以，我们应该给他们提供一种途径，但需要严格管理，达到能给接收国创造效益并且不影响本地人正常生活的程度。

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统经常说：华人不要落叶归根，落叶归根的是养料和耗材，华人要落地生根，扎下去的才是种子和希望。这对全世界的华人都适用，我们革命者讲“对于天皇的忠诚”，忠的含义也包含了对所在国家的忠诚，或者说，对其所在国的忠诚就是对天皇的忠诚。

我们如果要一部分人以革命的名义“反攻大陆”，当然也要允许一部分人以生活的名义留在所在国家，继续全力以赴为这个国家做贡献，这都是不同人们的选择而已，都应该获得同样的尊重。否则，望风使舵，首鼠两端只会让别人更瞧不起华人！

我也常常想，如果我真能够在文化领域内作出一点贡献的话，润或许是我唯一的出路。大家都宁愿舍弃一切，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去美国，是出自对美国的热爱和信仰，我相信作为民主自由典范的美国不会因为移民问题变得糟糕，而应该可以让美国变得更加伟大。

呐喊

我也曾设想过在本书里只谈禅，不谈蝴蝶。也就是只谈现实方法，不谈梦想，这样似乎就能省去许多麻烦。但我发现这并不完整，就好像在法庭上宣判罪犯，只说了他的犯罪行为，而没有掌握他的犯罪动机一样，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这在任何一个有良心的法官看来，都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犯罪事实。然而在大陆，“文字狱”古已有之，现在的大陆“因言获罪”的人还少吗？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人不同于机器，机器的动作来自于力的转换，是纯物理的过程，而人的行为来自于精神力，对于一个前瞻性的，更加复杂的行动，则必然来自昨夜的梦境，来自于梦想。至于这个梦的细节是对是错，则是很私人的事情，因为梦这东西本来就是天马行空，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白天的法官总不至于一个人在黑夜的梦里犯了法，就把他定罪吧。但是如果许多人都曾做过类似的梦，并且我描述的梦境他们也曾邂逅过，似曾相识，并得到了许多的认同，那我认为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我常想，为什么我们不能为内心中的正义感发声？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隐忍？为什么对于错误我要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我知道，写完并出版了这本书，我几乎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一遍，很多人可能会对我恨之入骨。为此，我想狡辩几句：我所说的所有的一切都出自自己内心朴素的正义感，并且不会因为怕得罪人就不讲，因为在一个言论自由的世界里，这是我的权利。我并不认同大多数人关于英雄的定义，也不想因为写一本书就成为一个别人眼中的英雄，只是要践行心中的正义和忠诚。我已经想好了退路，那就是不需要退路，就凭着良心经直往前走就行了。

但是我倒有个愿望，是关于死亡的，这是我对敌人的反击：如果我被自由世界的人杀死，我希望葬入台湾英烈祠。如果我被中共杀死，我希望葬入靖国神社。如果自己得病自然死亡，我想葬在家乡的土地上。这样，我虽然死了，但我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因为真理是不怕子弹的。

我自诩为“天下第二笨”，从不认为自己有多聪明或者多么才华，但我思考关于语言的问题也有十多年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我准备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全部奉上，并编成一本书出版。如果对诸君有所启发，荣幸之至！并且我希望在国内外马上开始对这个主题进行研究，我会积极的分享研究的方向和成果互相讨论，以尽快完成对语言整体架构的创建。

我们需要反思和团结

“当所有的文化蜕变成一堆瓦砾，瓦砾又成了灰烬，精神必将高悬于灰烬之上”。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对中国人来说振聋发聩。我想它不仅可以描述文化，用来描述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再好不过，中国封建王朝的衰落、消亡和重生在过去的两千年时间里不断重复，至今也将继续重复，因为赤党就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党，本质上还是封建旧时代王权统治下的牧民而治那一套，所以我大胆预测中共少则十年二十年，多则三十年必然覆灭。

用哲学思想去理解政治，即使我作为一个哲学的门外汉都看出在现代中国施行专制的低级，特别是这种封闭式的，没有创造力的，完全是封建王朝重现般的专制独裁，是低级中的低级。虽然我认为依照大陆人的人均素质来看，他们缺乏能力也缺乏机遇实现民主，并不配享受欧美那样的民主和自由，但这种极权专制仍然犹如一场令人惊愕的群体行为艺术狂欢。

试想这样一个行为艺术场景：在一个充满平静，欢乐氛围的电视直播秀中，特邀嘉宾习主席在主持人和所有现场观众与电视观众的众目睽睽之下突然脱下了裤子，拿起刀子实施了自我阉割。这就很符合赤党一贯的作风，看似令人诧异，但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党史，就不会觉得奇怪—赤党一开始从苏联舶来的共产主义就是一个不符合中国人普遍认知观念的怪胎，因此不可预测的怪异正是赤党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它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存下去的基本行为逻辑。但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10年内中国人依然要深受这种近乎变态般的专制体制的危害。这是中国人的不幸，但我认为同时也是中国人的幸运。

我不同意海外某些民主自由人士的做法，他们单纯是为了反而反，这是一种非常幼稚又非常危险的做法，不但不会成功，即使偶然成功了也会将中国陷入血与火的深渊，同时也会引发民众的质疑：这一个新的党会不会比赤党更坏？他们是否有能力掌控局势？

我们要做的是在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对赤党的超越，要让赤黨黨員有安全感的同时也有緊迫感，也给他们一个台阶下，要让他们也看到希望，否则他们可能会搞得鱼死网破。当然前提是要有一个合作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达成一系列作为民主社会的共识。

如果我们在国外的民主联盟人士想要与共党做一个切割，那么必须要在语言上与他们有所区别，就是不能再使用普通话和汉字。新加坡的成功就是一个榜样，他们使用英语作为通用语言也是出于内部和外部环境的需要。虽然我们并非如新加坡一样是一个国家主体，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困难，所以也必须使用英语或者日语作为通用语言，其次是东亚拉丁语，再次是包括普通话在内的各种中国方言等。

近期可执行的目标

海外民主团体应该有一个共识，如果我们的最高目标难以实现或者已经实现，就应该根据个人的意愿在美国落地生根。保持这样的信念很重要，我们绝不能够因为凝视深渊就落入深渊中。更多的，应该是持有忧国忧民的心并好自己的日子，这也是一种示范。所以，我常说反共就如同打苍蝇，但我们的命运不是苍蝇拍。也只有把反共落实在生活中，才能做的更好。所以，要在国外建立一种“平行社会”，在国内没有这种条件就求其次建立“平行文化”。

1.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像百度贴吧那样的tibar。

2.建立一个类似南派传销那样的底层筛选人才机制。

3.拜访学者为东亚拉丁语找到坚实的理论支持。

4.建立一个大陆人安保服务机构，培训安保人员，成立安全统一战线。

5.成立东亚拉丁语工作室，尽快完善单词和语法的构建。

6建学校，在学校里逐渐形成党派的雏形。

猴子和老虎的比喻

挑衅老虎的猴子或许并不能对老虎的生存产生直接威胁，但是虎有虎道，猴有猴道，猴子虽然也不能把老虎消灭，但老虎同样也杀不死猴子。它不断挑衅，每生存一天就对老虎权威造成挑战，也会让老虎仔森林中的声望不断降低。

我们就是那只挑战老虎的猴子，但我们比猴子更聪明，因为反共并非是主业，而是副业，也可能是副业中的副业。这与自身的能力相关，在自身能力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之前，不会轻举妄动，不会与赤党产生直接的联系，也不会正面对抗，我们应当学会忍耐。

我们的主业是文化批判，并以东亚语言和基本民意为基础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甚至国家政权。首先保证自身的生存并且生活的更好，然后保证友邦应得的利益，最后才能是为了大陆同胞奉献。我同时呼吁大陆人应当积极了解并认识到我们的事业，也提供条件给他们参与的机会。

美国人尝试过让中国人发財，以中国只要其经济发展了自然而然就会促进其民主化的进程。然而，結果卻恰恰相反，我感受到人与人平等，真誠，彼此关系和睦的时代卻是在很多人連白面饅頭都吃不上，还要以吃红薯裹腹的年代。那时候一個大家族夏天中午圍坐在大洋槐树底下，吃著同样的捞面條加几根红薯叶子，再放上半勺豬油，歡笑聲中谈著家長里短，足以让我懷念至今。然而那样的場景我已经有很多年沒有見到了。

中国人根本不怕窮，因为普通民眾從中国有历史記載開始就沒有富过，不怕再窮几年。也不怕沒有工作，因为即使回家种地也餓不死人，所以中国人对土地有特殊的情感，一旦遇到人生挫折就想著歸園田居。更不怕被獨裁，因为已经被專治統治兩千多年了。但是，美国人小看了中国的历史慣性，無視了中国傳統文化的力量。因为美国建国也才兩三百年的事情，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信但傲慢，所以，很容易忽視中国的特殊国情。現在他们養虎为患，当親手養大的白眼狼中共足以威脅美国利益的时候，美国人開始醒悟，並已经意识到问題的嚴重性。这几乎是現代版的農夫与蛇的故事。

儘量採取和平的方式瓦解中共，这应该成为世界民主陣營的共识。赤黨從誕生之初就充滿了血腥与暴力，並且试圖統治全世界，依然是採取血腥与暴力的手段，这一點不必过多強調，因为聰明人都明白。如果民主陣營採取綏靖政策，任由它繼續坐大，必將給世界造成更深重的災难，8964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採取斷然措施加以反制，世界範圍內会有無數個64那样的悲劇。

赤黨的無可救藥體現在它從來沒有为其造成的血腥与恐怖作出任何有實際價值的反思，大躍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三年大饑荒让三千多萬中国人餓死，文革中普遍的人道主义災难，8964用机槍和坦克車屠殺大學生和普通民眾達三萬以上，哪一個它建立了紀念館？哪一個它哪怕稍微反思过？这些死去的民眾哪一位得到赤黨的一句道歉？一點都沒有，一個也沒有，那些死去国人的冤魂至今还在四處飄蕩，致使整個国家瀰漫著不詳和絕望的氛圍。我们反思历史就是让历史不再重蹈覆轍，它不反思就是希望让历史再次重演。無論它裝作若無其事或是親善都掩蓋不了它的殺人，吃人本质，且永不会悔改，所以等待它的唯有滅亡，这一點沒有任何可以商量的餘地。

毛日狗和狗日的

这不是骂人的话，并且我也不屑骂人，那是弱者的行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或者艺术的夸张，能够让读者对毛的行为有一个更加具象化的认识。我稍微作出一点解释，毛当然是指毛泽东，之所以我称它为日狗，就是因为他上台后实施的政策，比如抗美援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无不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当然也有当时历史环境的限制，在第三视角来看其动机，既不是自私更与无私无缘，既非利己也非利他，这就是恶毒，是太人性的东西在作祟，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红色高棉的自我屠杀。用现在的眼光看来依然太过分了！给现代人的观感就是个精神分裂患者肆意报复社会，但危害程度远大于后者，原谅我可能已经冒犯了精神分裂患者！

更准确的说法是他像是一个与狗发生交配关系后的人产生的深深道德负罪和悔恨，然后自暴自弃将这种恨转嫁给无辜的中国人民，用杀戮的行为艺术表演才能稍微减轻自己的道德负担一样，所以可以用这种艺术的比喻手法把毛称为日狗者或者毛日狗（Dog Fucker），至于毛日狗的徒子徒孙，也就是那些列宁主义和毛日狗思想信徒当然就是狗日的(Dog Fucked)。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有党性没有人性，这一点倒是很符合人与牲口杂交的特征—如果存在这种杂交可能性的话，但这就委屈可爱的狗子了，它应该是人类亲密的伙伴。

我知道，在已经是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狗日的依然很多，他们智慧不多，小聪明倒有的是，还有一肚子的坏水。它们普遍只知道权力，不懂艺术，必然因为这个绝妙的比喻记恨世界上所有的艺术家。虽然我的原则是诚实再诚实，但我同样也不会拒绝艺术的夸张，这是人类生活的两种不同境界—诚实描述了现实世界，艺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现实中的抑郁和痛苦。

 

关于法轮功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敏感，我也不是其学员，何必去趟这道浑水？但是，出于正直的人性，我应该说几句公道话。说句公道话，这个几乎称不上好品质的基本人性，现在在中国却显得难能可贵，这是莫大的嘲讽。其根源就在文化大革命，说起来很难相信毛日狗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其结束50年后依然影响力不绝，

总体而言，我对法轮功是充满敬仰的。很多人对于信仰的了解仅限于理性的，俗世的了解。潜意识里就是说精神层面的东西不存在，所以必须要用理性的，符合逻辑的方式理解信仰，这和赤党的论述几乎没什么两样，脑子里只有纯粹理性的一点空间，而完全不懂实践的理性。很显然，这样的批评对于普通人来说很有道理，但对于信仰者来说根本不入流，也没有任何杀伤力。

信仰是精神层次的东西，不能用世俗的道理去批判，我认为两者是处于不同时空的，也可以说两者不是同质的。如果说他们做出了违法甚至犯罪的事情，那自然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在世俗层面都不可接受，一定要接受处罚，但事实上根本没有这样的证据。有些捕风捉影的传闻根本无力作为证据，甚至不能作为道德指责的证明。

而且，他们对于宗教首领的感情是敬仰，或是崇敬，而不是所谓的偶像式崇拜，虽然我知道这很难分得清楚，但这或许并非是宗教领袖自己所能决定的，而大多是出于信众的个人愿景和经历，遭受过迫害的人，心理上自然而然产生一种依赖，这种依赖是获得并弥补曾经失去的安全感的方式，只不过是把这种依赖转嫁到宗教领袖身上罢了。

还有人说法轮功不允许内部的批评和质疑，哪个宗教允许随意批评？学员学习过程中难道不会提出问题，不可能吧？这是否也是种质疑呢？它不允许是一回事，但是批评和质疑还是客观存在的，并不能说没有批评和质疑。批评和质疑的存在反而是人家做大做强并且更加自信的证明。

文昭老师是我最崇敬的一位老师，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大V转去他们自己的平台是合情合理的，况且，油管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加黄标，或者莫名其妙删除视频，这对于创作者来说无疑是很大的烦恼，在他们自己的平台也更有利于保存信息。

我毫不怀疑法轮功信仰必定在将来成为一个重要的宗教，在赤党在对其进行残酷打压的20多年里，它为民主自由人士扛了大部分的雷，并且愈发壮大，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少部分人的刻意批评就如同隔靴搔痒，根本动摇不了人家的基本盘。

总而言之，中国的本土宗教能走出国门，被世界所承认，是件特别难能可贵的事。虽然有些瑕疵和争议也是宗教在发展历程上必须经历的正常情况，至少从目前看来，这个宗教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教化能力，而且找不到足以对它发起批判的理由。从过去的表现来看，它坚忍不拔地挺过了历史的阴霾，培养了许多难能可贵的人才，所以我有理由我相信放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它对整个民族的发展必然发挥出重大推动作用。

 

我没有阴谋，只有阳谋

我不搞阴谋，搞的都是阳谋。因为我十分确信只有一心一意为这个民族更好的发展努力，一个政党才能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否则只能沦为一具逐渐腐败的僵尸。另外如果赤党允许国内民众接受和学习“泛东亚拉丁语”，那再好不过。如果他们要自己去研究语言革新问题，也是欢迎的，因为这样必然也能促进国内民众的意识觉醒。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搞到现在已经为中国的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现在经济止步不前是因为坚持固有的政策已经玩不下去了。既要经济发展又要战狼外交，既要民众创新又不给民众自由民主，既要市场经济又要控制维稳。说白了就是既要当表子又要立牌坊，世界上哪有两全其美之事？以后的中国要么继续深化改革，要么就退出世贸组织，结束市场经济。像朝鲜一样，自我封闭起来，退回到之前老毛的计划经济时代。

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社会的伤口被掩盖，人们即使受伤害也愿意忍耐，但经济发展的停滞让人们为数不多的耐心迅速消耗殆尽，清醒的人们马上敏锐意识到不用再给任何人，任何组织颜面，毕竟人好不容易活一次，没有必要向人委曲求全，当意识到卑躬屈膝也不可能有所改变的时候，就只能挺直腰板做个人了。一句话，再没有给赤党首鼠两端的机会了。

我们都会老去，都会慢慢腐朽，60后，70后，包括80后和90后，但是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年轻人，就像身体机能会永远消灭掉老的，死掉的细胞，让机体保持生机和活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也不必固执于曾经坚持的一切，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应当对生机盎然的大自然充满好奇和敬畏，不断接收新鲜的知识，向青年人请教，才能保证不被社会淘汰。

要勇于承认自己的优秀

为什么我如此优秀？当我第一次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仿佛瞬间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因为中国文化似乎从来都是含蓄的，内敛的，中庸的，并且几乎所有人从小到大都是在长辈，老师的教导下要谦虚，毛日狗也曾教导人们：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就写在我小学校园的黑板上，在我初中的时候回到学校偷偷把它改成：谦虚使人落后，骄傲使人进步。为此，我还承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压力。现在想来，即使倒着写也没错，因为优秀是一种客观事实，也必须正视它。

作为班长如果不优秀，怎么能作为班里的表率？老师如果不优秀，又何以教出优秀的学生？官员不优秀，在他管理下的民众岂不是要遭了殃？更别提处于更加重要的岗位，责任更加重要的人呢？

当然如果是通过民主的形式选出来的，也就证明了那个人必有过人之处，但这个人也必须自己认为自身是优秀的，这是两回事。一个是外在，一个是内在，他不能说我是优秀的是因为大家选择我，而应该是我比较优秀，所以大家选择我。从而责任和权力让他变得更加优秀，而不是更加自满。

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自己独特的优秀之处。这种优秀不是说相比于其他人同样的优点就相形见绌，而是那种只属于个人的，比所有人都优秀的优点，这是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当然每个个体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整个世界都不是完美的，但缺乏了任何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世界就不会完美。在这个日渐混乱的国家里，所有人都有登场的机会，人们应当有自信迎接只属于自己的时刻。

就个人而言，我战胜了深不可测的个人道德批判的深渊，全身而退后，获得了比较强大的心理素质和认知。似乎每个人，无论他多么强大或者弱小–都需要在人间寻找到一个道德平衡点，这该死的道德准则！否则他就可能会触犯法律，破坏社会契约，遭到公权力的惩罚。道德就是人类这种生物体特有的东西，它的存在必然有它的价值。

我们的行政本质就是维持道德和公权力的平衡。目标就是通过建立一种生活方式，让道德批判和公权力的审判尽可能的少，前者从属于个人，后者从属于集体！这里的道德批判的意思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批判意思差不多。

言归正传，我尊崇的是中国人中的“尼安德特人”，想法不多，行动力超强。我坚信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比如某个人擅长摄影，另一个人擅长游戏，而我擅长做自己的语言，其中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当然在这独特之下，又有很多细节上的特殊之处。如果说，我的独特让我犯了错，惹得另外一些人不高兴，那么这是我应得的，并不是我的特殊之处有问题，惹到了他们，而是由于我的不同，我的独特惹到了他们，他们可能更愿意看到一些和他们一样的人类。

共产世界里没有真正的艺术

共产和艺术本不是属于同一个概念，但我始终认为共产和艺术是真正的反义词，就像黑夜与白天一样互相排斥。共产与专制倒是一对双胞胎，因为它反人性，所以就必须加入列宁主义的狂热暴力倾向才能成为现实，仅仅依靠它自己无法形成一股势力。所以为了维持它的存在，就必须借助外力，也就是专制才成为可能。也正因专制增加了共产主义的buff，才完成了它的终极进化，给20世纪的人类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现在的中国并非是共产主义的，但一定是专制的，事实上在89年之后共产主义已经破产，共产党也徒有其表，连它们自己都不相信，但因为它需要依靠这件“皇帝的新装”掩盖自己的丑陋的专制本体，所以才会不断强调它的共产主义属性。

艺术是一种“实践的理性”，你可能觉得一首歌很好听，一幅画很好看，给人以美的享受，但却说不出美在哪里，美是什么，但就是这种直观的体验深深戳中了心里某一块柔软的地方，让人深深震撼。

艺术需要自由的土壤生长开花，也需要自由的心灵去欣赏它。很可惜赤党人这两点都不具备，他们缺少自然的人性，只有豢养成熟了的党性。没有更深遂的眼光，只有蹩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像猪一样究其一生也不曾抬头仰望天空哪怕一眼，所以永远不可能得救。

从艺术的角度看，共产主义是种僵尸病毒，被沾染的人马上就失去了人性，变成了只有党性的行尸走肉。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未来的共产主义只能作为一种宗教存在。任何宣传共产主义的，都应该认为是宗教行为。但在世俗中的共产主义者，一旦发现并确认，应当马上剥夺其人籍。

缺乏艺术直觉是G主义者最重要的特征。人们一直以来相信理性的力量，特别是在国内，他们把理性这是G党宣传的结果。我也不否认理性的意义，但我提醒大家直觉和理性都是天平的两端，缺一不可。《达摩传》中达摩在教育弟子时说，莲花和淤泥都有可取之处，要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随机应变。一个有才能却没有艺术直觉的人不适合做管理者。

这社会最可笑的事情是有些人试图代替别人对生活的感受。似乎别人的眼睛鼻子耳朵长在他的身上似的。这种人在政治上可以代表别人，但自己的喜怒哀乐，梦境和审美直觉，却由这些人代表就让人忍俊不禁。况且，试图代表别人的人确实是一点艺术审美也不具备的，他们只有党性，甚至连自己人性的本能也感到羞怯，再强调一遍，缺乏艺术直觉，是这个群体最重要的特征。

然而，有一种事物却可以超越所有的存在而存在，因为我们对存在的感受因它而存在，300多年前的伟大哲学家康德早就为我们指出了，这就是时间。时间把事物从一个状态带入到另外一个状态，把沧海变成桑田，把活物变成死物。我们无法掌控时间，只能在艺术的直觉中把握它。那些缺乏艺术的人和有艺术人都将会被时间送走，但缺乏艺术的人显然走的更快些。时间会把现在的独裁者一个个送进他令人唾弃的坟墓，但我们不要只是等，要努力加速这个时候的到来。

禅与蝴蝶

一直以来，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在我脑海里不停盘旋，一种声音说：躺平吧，做个最普通的人。一种声音说：努力吧，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我并不是个有野望的人，最向往的生活是如此简单：在一片自由的土地上，有几亩田，几间瓦房，有爱人，生个孩子，父母健康，这样的一辈子也算圆满了。但现实总是将最简单的生活复杂化，把内心美好的向往狠狠按在地上摩擦。

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先贤伯利克里说：我们不以承认贫穷为耻，但若不努力加以克服，倒是真正的堕落。所以，我想做点有真正价值的事，但却不知道怎么做，只是沉默着无所作为。但“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人总要随着时代的洪流改变自己，我知道必须要做点什么，所以只好先把内心真实的想法说出来，然后再有作为，至于成不成，看命。

我是一个现实的人，但生活我变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孩童时期的生活就像禅一样循规蹈矩，平静又充满喜乐。那时候我想着活着的意义就是让周围的亲人朋友避免不幸，更好的活着。但现实总是不以自己的意志转移，经历生活的无奈和亲人的离去，我逐渐变得理想化了，去追求蝴蝶一样的美丽又洒脱的生活，即使很多人都不会理解我。感觉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失去兴趣，后来我知道这是抑郁症的表现。

为了防止抑郁，就把自己的所思所感写下来，积累多了，就成了一本小书。我并没有任何文学天赋，只是坚持诚实地描写自己的思想，仅此而已。如果承蒙读者不弃，勉强看得下去一些，相信也必能从别人的思想中获得一点共鸣或启发，这就是我写作的愿望。以上是我的故事。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没有先进的思想指导就不可能有创造性的行动，这也是之所以用大量篇幅讨论禅宗，哲学，历史等问题的原因，知其然固然重要，知其所以然，并且找出可以作出改变的可执行的方法更加重要，这就是我不断强调方法论的原因。任何理念，任何方法说一千道一万，最终都要落在实处，对我来说，就是落实在语言实践和推广。换句话说，如果这些不能在语言实践活动中得到体现，那么再如何吹嘘自己思想先进都是无济于事。相反，只要在语言实践中践行了这些理念，那么不用多说你的理念是什么，自然就获得人们的推崇。

所以，心即是理，只要我们真心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这个国家更好而奋斗，就不用怀疑自己，也不要去理会他人无端的指责，只要埋头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这就是我们从事的事业的好处-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能改变自己乃至于整个国家的命运，而不是像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随波逐流。

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的座右铭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可能很多人对这句话有误解，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消极对抗生活的境遇，而是直面真正的挑战。如果现在就有一把枪顶在头上，我会马上投降，这是个绝对命令，但在此之前我们难道不应该绝对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提前做好觉悟吗？

当然，我想这样紧急的情况大概率不会发生，虽然生活里人常常与死亡为伴，也常常幻想死亡。我常常摸着电闸对自己说：现在我与死亡只有一厘米的距离。站在桥上我常想自己离死亡只有半步之遥。不过，世事难料，谁也无法预知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所以，我常常会修习禅宗，通过锻炼和冥想试图达到“死生一如”的境界，我认为这是每个人的必修课。

识时务者为俊杰并不是说要让人们在遭遇危机时马上改变自己的立场，出卖自己的良心。如过过一个人经常拿这句话为自己开脱，那只能说明他天生品质差，把这句话当做借口罢了。这句话对我来说只是种现实的生存策略，毕竟不管有多大的理想，毕竟需要好好活着才有可能实现不是吗？这样就能冷静下来，有更多的理性，而不是意气用事，把事情变得不可收拾。

这句话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妥协，只是在判断出结果无关紧要的时候。但在遇到原则性的挑战的时候，除非紧迫到已经危及生命，否则我不可能妥协。就像我已经说的，人在大多数的自然状态中，显然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发生。

如果把一件当前看起来很大，结果很严重的事情放到一个长期的时间范围内来看，大多数时候其实也就无关紧要了。如果我能用一生的苦闷换来生命最后时刻发自内心的大笑，那么我认为也值了。所以，英语里有句特别好的话：Who laughs last,who laughs best.

因此，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时务，要放在一个长期的时间段内去看，就像说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就像中共的灭亡，虽然现在看不到什么希望，但放在一个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时间范围内，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很简单，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所有的时间蒙骗所有的人。

所以，我现在就为这个必然发生的事情做着力所能及的准备，而不至于在这件事业已发生时，才追悔莫及，唾弃自己的灵魂。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迎来大洗牌，奉劝有能力的人现在就要加入反共联盟，如果普通人不加入也没关系，至少要为它的倒台做准备，与之划清界限，防止灭亡时牵连到自身。

如果有人依然看不到这个希望，或者宁愿做个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那只能说明其做人品质不行，也没有人愿意为他而发声。相反，那些看不到希望，在黑暗中摸爬滚打的人才是真英雄，华夏民族的脊梁。这就像信仰一样，正因为谁也没有见过上帝，所以信仰才显得伟大，人的品质才更显得高尚，如果非要见到神迹才信上帝，那就不是信仰了，那叫尊重事实。事实上，不信上帝的人即使上帝站在他面前，他依然是不信，因为这样的人是无可救药的。

中国即将迎来持续几十年的大混乱时代

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时期，代际的鸿沟会像今天这么大，矛盾这么深，年轻人盼着老年人速死。如果稍微懂一些中国历史，就会清楚地知道，无论皇帝或者平民，富不过三代，三代以后要么彻底泯灭，要么慢慢消亡，这是历史规律，更是人性的必然。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讲孝道，越是强调什么就越是缺乏什么，所以不孝之道才是传统现实，就像张学良在其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之后，不图复仇反而把东三省拱手相让。就像一尊的父亲曾经那么正直，却生出来一个畜牲。所以，在中国，父代与子代之间本质的关系就是背叛，然后造成混乱。生活安定从来不是古代中国民众生活的基调，也只有在混乱中才能维持儒家文化的生命力，因为战争意味着新生，和平就等于死亡。

在中国社会的混乱中，最突出一个就是年轻人失业问题，青年人失业不是青年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在国家这个整体表面繁荣背后是打工人的血和泪，是贪污和腐败的横行。是中国人的智力不行？是青年人智商出问题？当然不是，中国持续30年的高速发展主要是吃了改革的红利和人口红利，然而现在改革红利没有了，人口红利也渐渐消失，如果想要进一步发展，必然是要更进一步改革，然而权贵们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和利益，改革必然引起资源的重新分配，是要动他们的蛋糕，所以是不肯改革的，然而不改革就深陷发展低迷的泥潭，直到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才不得不进行改革。

日本在上世纪发生过一次经济危机后，经历了持续近30年的经济低谷，虽然我不懂经济，但我预计中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且比日本所经历的要糟糕的多。届时中国年轻人大量会逃亡欧美谋生存，岁数大的没有工作能力的老人只能在农村老家混吃等死。整个国家百业凋敝，工业产品无人购买，逐渐丧失在世界产业链的地位，只能被迫去工业化，重新变成一个农业社会，我预计这个过程将持续十几年。

中国青年真的很聪明，三观很正，对于社会也基本有自己清醒的认识，他们也很有远见卓识，如果当权者能够听他们的建议，哪怕接受十分之一，百分之一，那么中国的社会风气都会大大改善。然而，无论任何有益的建议他们也不会听。所以，现实是青年人想做任何一点进步的事情都会被掣肘，社会规则像是一个黑洞，用现实生活的强大引力阻止行星的逃逸，并持续将自由的行星拉入黑洞中。这是民族的悲哀，也是宿命。

“長春圍城”会再度上演吗

很多有识之士对于中国文化的论断都挺有意思的，任何不同背景的人基本可以找到自己的政治文化坐标系，但我认为自己自成一派。我认为姨学“大洪水理論”对中国未來的預言不太可信，也在積極避免“大洪水”的出現。但我认为類似“長春圍城”的災难在未來中国是很有可能的，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並且这种趨勢已经出現，並俞发明顯。

現今几乎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认识到赤黨政權的邪惡，並对它进行经济，外交，軍事，科技等全方位的圍剿，但我始終认为这些对它只是毛毛雨，因为外国人不懂中国国民性，更想象不到赤黨的邪惡程度。

赤黨最初一窮二白，是穿著草鞋起家的，靠坑蒙拐騙搶上位，最后憑藉美国給的運氣，喝著民眾的血发展了经济，穿上了皮鞋。但这种流氓習性是不会因为日子好过一點，穿了皮鞋就倍加愛惜，这只是美国人的偏見，現在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这种錯誤。我在之前的章節裡就明確指出，如果中国人的国民性不改變，赤黨不倒台或者其本性不改變，这個国家只配是個用牛耕地，用糞施肥的農業国。

如果赤党不倒台，它必然不会轻易实行民主宪政体制，因为它手上已经血债累累，其大部分党员也立下了“投名状”，身上背负了人命，为了逃避正义的审判，它也必然将其邪恶政体继续维持下去。直到中国從美国騙來的錢，騙來的30年改革開放成果徹底淪喪进去它也不会改變，最后时刻还要拉著全国民眾餓肚子，以此來要挾全世界，就像現在朝鮮所做的那样，用像64那样血腥的方式把整個中国變成大號的朝鮮。

即使美国的飛机大炮打來也不怕，因为他们躲在民眾后面，而且他们清楚地明白民主国家不会傷害普通人，美軍会投鼠忌器。这個时候，才是真正的“長春圍城”，但是主動權掌握在被圍的那一方。即使它不以普通民眾的生命为條件要求活命，也必然以此为要求獲取免於被審判的權利，甚至提出任何要求。

在这個圍城期間，受傷害的只能是最普通的無辜群眾，赤黨也必然会加強对於民眾出国的管控，以后会越來越困难。或許有能人会有解決方法，让華夏民族免於苦难，但我個人认为在短时间内是無解的，我们只能期待国內民眾早點覺醒，早日逃離那個是非之地。

事实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我把“长春围城”当做36计之外的第37计。且这条计策远远比之前的36计更为歹毒，因为36计或多或少都是“阴谋”，被别人看穿就失去效果了，但这条计策确是货真价实的“阳谋”——对手明知是计策，却不得不往坑里跳。国共内战时期的孟良崮战役，赤党绑着地主富农的男女老幼，脱光衣服做人肉盾牌开路，国军兄弟不忍开枪杀伤无辜，让作为虎将的张灵甫将军也无计可施，最终英勇战死沙场。现在的金三胖裹挟朝鲜几千万人作为人质与美韩叫板，让手持先进装备，拥有压倒性力量的美韩联军也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这都是另一种形式的“长春围城”。

毫无疑问，赤党的这种“阳谋”是灭绝人性的，以哲学的观点，这是人性中“太人性”的东西在作祟——赤党是一群“豢养太久的人类动物”。所以，对付这样一群动物，用和平的方法很难凑效。毫无疑问，最后必然以一场战争结束，在战争一开始就要执行“源头打击，定点清除”，就像美国的“弹簧刀导弹”一样精准，无情的打击才能让这群人类动物感到恐惧，从而减少无辜者的伤亡。

浅谈程序正义

看过以及经历过许多事，让我最感到痛心的还并非国内底层人遭受到的苦难，而是有识之士，仗义执言的人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特别是已经逃到国外人士遭遇的生活困顿，安全威胁，欺骗，能力受压抑等等。毫无疑问的是出走在国外的都是国内顶尖的人才，是一个社会里最顶层的那批人，对于这点我想不需要解释。

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是：如果顶层的人都遭受不公正的对待，那么底层人的遭遇可想而知。所以要救亿万民于水火，就必先救最顶层的那批人于水火。我们要在国外兴建产业，让想发财的顶尖人才可以发大财。通过贵族制度，让想获得名誉的顶尖人才可以拥有家纹，侍卫，仆从，头衔等特权。通过建立自卫安保队，免费为顶尖人才提供安全保障。通过参政议政的特权，保证顶尖人才获得的权利可以长久继承。凡此种种。

心怀正义的人也不要讲什么全民民主的空话套话，任何社会都有分层，如果不能保证顶层人的利益，底层人的利益就如同空中楼阁一样虚无缥缈。或许听起来很残酷，但是越是把自己想的高尚，与之相反，民众就会越遭受苦难。高尚的应该是那些超越世俗的宗教人士还有天皇陛下，高尚是他们的职责。

世俗之人包括顶尖人才应当建立并维护世俗的正义和秩序，即使这种秩序意味着锦衣玉食，万贯家财，自己应得的就要努力去接受，我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比接受贫穷更加困难。但除非是在效仿武士磨练自己的能力和品性，否则我不认为贫穷应该算作一种美德。我始终认为，贫穷或者富贵在超越世俗的意义上都是一样的，佛家讲平常心，如果人们认为富贵好，贫穷不好，抑或是贫穷好，富贵不好，并把它当作原则，都是执念，妄念而已，最后只会导致相同的悲剧。无论是贫穷抑或富贵都应当以平常心看待。

正义不在于所有人都平等，这是过于天真的理想，是不切实际的口号，连美国人也无法实现。一句话：正义就是各得其所。所以我们要通过制定规则，维护规则，让任何人在世俗层面上都不可能获得超越责任和义务之上的权利。

在现阶段，我们的事业已经被普遍的自由民主风气所污染，而忽视了正义的真正价值，这正是35年海外民运失败的真正原因，无阶层，无节制的自由民主观念既成就了民运，也杀死了民运，这并非否认民运的价值，而仅仅是仗义直言，为了民运更好发展而已。

所以，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长期的更好的发展，就不必拘泥于教条和意识形态，放下无谓的争执，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心态从事我们的事业，逆流不易，但我认为维护正义的秩序也就是程序正义而不是事实正义才是真正的救国裕民，悲天悯人。

虽然我对民运有反思，对民运人士有批判，但从广泛的意义上讲，我也是民运人，我认为要想让我们的事业更快实现，需要团结一致，政治活动要实现社会中下层的泛民化也需要达到高层的集中化的目标。于是，民运也分为三六九等——低级民运讲理念，中级民运讲正义，高级民运讲程序正义，也就是秩序。秩序的实现就是依赖制定规则，政策，法律法规等契约性的文件和强制力实现。

穷则思变

我们时常主动把失败的生活归结于自己，总是想着如果上学的时候好好学习，考个本科学历或者研究生学历现在就不会失业了吧，或者说当时把握好某一个机会现在也不会沦落至此。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么想就错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本科学历或研究生学历做着最底层的劳动，比如说快递员，外卖员的也很多。难道是因为他们学历不高，配不上更好的工作吗？

还有人生的机会，是个人运气决定的，别人并不一定有相同的好机会，难道别人没有同样的机会也必定生活艰难吗？所以，我们埋怨自己没有高学历，没有抓住机会都是落不住脚的。在失业率这么高，被迫着幸福的社会里，生活艰难是普遍的现状，并非个例。但是我们能埋怨社会吗？当然，在互联网平台上我也看到了很多埋怨社会的言论，但是这注定只能是发牢骚，发完了牢骚我们还得面对艰苦的生活不是吗？

所以，我们只能被迫地在自身寻找原因。我们初中政治课本都学过，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既然社会固有规则是不变的，我们也改变不了，那么我们是否能绕过它？这里就有两条路，一个是躺平，另一个是做自己平时没有做过或者不敢做的事。我自己不想，也不建议大家躺平，只是提醒大家思考一下自己的梦想，难道躺平就是自己的梦想吗？

对于自己的失败，我思考了很多，最后发现，社会对我这么残酷，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我没有做什么。在之前的生命中，有几次是逆流而上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是不是大多数时候都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的？有几次是因为自己的热爱据理力争的？生活就像是一个强盗，我们不反抗就只能在一次次的退缩中被抢劫的一无所有。

我不能提供具体的建议，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我想说的是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要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然后找到自己愿意付出所有热情和时间的事情上，坚持不懈做下去，最好这件事是也是恰好有商业价值的事情，不仅仅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是为了更好的生存，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工作。

所有人都被语言迷惑了。一个国家的强大决不靠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乃是依靠人民。更直白一点是靠亿万个家庭。你经济实力再强大，人家不和你做生意你照样完蛋，军事实力再强大，也会被群殴。如果一个国家一穷二白，但是人民平等，自由，生活幸福快乐，必然会团结一致，形成一股合力，共同克服困难，这是任何外部势力也打不倒的存在。所以，在我的世界观里，家庭是一个基本的单位，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再去谈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而不是为了经济而搞得背井离乡，家庭破碎，国家的强大绝不是牺牲亿万个家庭的幸福换来的，而是有了亿万家庭的幸福，才有国家的强大。作为打工人首先要有先小家再大家的意识，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再谈为社会为大家做贡献。否则就是假爱国。

所有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的问题。现在社会的内卷，失业，从根本上说是发展的问题，之前我们只讲从物质上的发展，人的问题就掩盖过去，现在物质发展不动了，能发展的都发展了，创新能力已经枯竭了，就要换一个路，去发展人，具体就是发展人的精神文明。人的精神丰富了，自然人的创造力就上去了。这样就能反哺到物质文明建设，经济才能继续发展。首要的就是解放人们的嘴，让人能说话，敢说话。其次，还要大力发展语言创新，语言创新是基础创新，语言直接影响了人的思维，语言创新也就是思维的创新，是可以带动人们素质的提高的。大家的素质都提高了，生产力也就跟着上去了。

穷则思变，假设我们的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期，或者平稳期，大家的生活都过的去，那么没关系，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一旦处于下降阶段，就需要提升认知水平，做创造性的工作，度过危机。

从内卷到孔乙己的长衫是发展的问题

孔乙己的长衫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发展变缓后无法提供更多的高薪岗位。有些媒体将社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转嫁给大学生，指责他们不肯脱下长衫，事实上这是全社会的悲哀。这些年从内卷到躺平再到孔乙己的长衫，某些媒体不是积极的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直接甩锅给弱势群体，解决不了事，就解决人，真的是比我家的大黄吃相都难看。

内卷的本质是发展的问题。它是指同质化的竞争太严重，大家都没有拓展赛道的能力。只好在同一条赛道上拼命挤，这只是说明我们的社会向上的发展出现了问题，最客观的表现就是GDP的增速。之前我们还可以依靠人口红利，房地产实现高增速从而带动了很多家庭走向小康。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一直吃人口红利。当红利消失必然又反噬我们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经济下滑。所以产业升级，产业转型就非常的迫切。如果我们的外部环境良好是可以慢慢进行转型的。但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中美贸易战，俄乌冲突等都对我国的外贸行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众所周知中国内需不足人民的购买力普遍不强，以及收入差距扩大，阶级固化的社会内部矛盾又严重，所以社会内部的改革就显得非常重要。

我的建议是可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首先就是要让民众的说话自由度慢慢松绑，网络，出版发行的审查要慢慢减少。让民众放心大胆的去说话，去骂。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拥有了说话的权利，自由社会的丑恶面才会暴露出来，才能集思广益办大事。文化产业才能逐渐兴盛。人们才能专注于精神的富足而忽视物质的贫乏。

其次，文化产业的兴盛必然会带动人民思想素质的提高，从而带动创新能力的提高。同时鼓舞并激活了人们在各行各业实现自身价值的精神动力，从而带动各行业的蓬勃发展。

其次，要提高普通民众的收入。如果一个国家的上层占有社会的大部分财富，把资源集中化，虽然能做成一些大事，但是在经济的基础层面，会造成长期的不可逆的伤害。也会打击民众的劳动积极性。

中国的社会发展了几十年。社会的深厚的底子还是存在的，就算遇到问题也不至于一下子就失去分寸。但再过几年之后呢？我们还能保持现在的经济增速吗？我们是比现在过的好还是更差呢？难道我们就要等到事情变得更糟之后才学会改变吗？或许那时候已经太迟了。

我发现现代社会中一个严重的问题——个体的价值往往由其外在属性决定，而不是由他的内在属性决定。比如我们经常会这样评价一人：他是在哪儿工作的？他有多少钱？多少套房子？有多漂亮？我们很少会关注他是否性格坚强，是否有远大的理想，是否有顽强的意志。即使我们关注一个人的内在，也是只关注那些可以对别人产生影响的内在属性上，比如说是否性格温和，是否容易相处，是否能说会道，是否头脑灵活。

好像个体所有的价值都体现在对社会，对他人的价值上—他必须成为这个价值网络的一环，才有自己的价值。所以，中国人看不懂《红与黑》，看不懂一个贫穷家庭出身的家庭教师如何能够在没有背景的情况下出人头地，国人可能更赞同主人公于连是凭借欺骗女人感情上位的。

在整体的社会大环境下，个人价值被严重低估了。每个人都被套着无形的绳索，我们常常被这样的价值观绑架—不上班就是个废物，不结婚就是脑子有病，不买房不买车就是穷光蛋。

没有人会在意你坚持着运动了一个小时，即使腰酸背痛。没有人在意你读了两个小时的世界名著，即使你的整个灵魂都被其深深折服。没有人在意你为一个身患重病的陌生人捐款50元，即使你存款不多。即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刷手机逛商场，但他们故意视而不见，但不影响他们对别人肆意评头论足。

人的内在应该是有价值的，古代就有不食嗟来之食的人，即使到了最落魄，生命最后的关头还守着心中的骄傲和尊严，他没有留下名字，但这个无名氏确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但是，现在呢？人的内在价值被外在的更实惠的价值取代了。个体尊严和骄傲变成了锦衣玉食，香车宝马的炫耀。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只是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应该是多元的，除了炫耀，我们是否也可以赞赏一下那些提供了精神食粮，充实了人们内在价值的人呢？

像这样的现象大范围滋生，无疑就又成为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实例。因为人们总是在关注人外在的，表面的东西，而不去关注人的内在。而内在属性优良的人常常因受不到关注和尊重而把内心优良的品德私藏，变得不再与人交流，变得沉默，这反过来又助长了这种现象的蔓延。

从现在国内外社会环境来看，实体产业已经供大于求，在未来必然面临更加严重的困境。我预言在将来必然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进而带动有文化属性的实体产业的快速发展。那么人的内在价值如何转化为外在价值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尊皇是种综合体验

尊皇不是出于理性，更多的是感性体验。在哲学上不能只注重理性，不能只发展认识论，实际上，认识论和经验论同样重要，所以就有了康德之后的存在主义，我认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协调了认识论和存在主义的矛盾。禅宗和叔本华哲学同样也是对两者的调和。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不能准确理解这一点，就不会理解这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关系，更不会理解上半部和下半部的关系。

胡适的名言更是接地气：少谈些主义，多做点实事的主要意思也是这样。大陆自古以来就有许多高知的穷人，现在更是如此，所以即使懂得了所有的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因为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在于体会，而不是在于认知。

谈到主义，我不得不提到三民主义，我不否认三民主义的进步意义，但在这里我可以断言，如果说台湾现在的体制形态是三民主义唯一的表现形式，那么中国在未来至少50年内不可能有三民主义实现的那一天。也就是说台湾现在的体制形态对中国大陆来只有参考意义，并不可能模仿，就像欧美的制度一样，大陆人之所以对台湾的体制抱有期待，只不过恰好台湾也是说汉语而已。但是我想再强调的是台湾现有制度是由于机运和其国内外自由环境相互综合作用的结果。而现在的中国大陆不但缺乏这种机运更缺乏自由的环境，所以就没有实现台湾体制的先决条件，谈何模仿？

在这个意义上，正因为大陆和台湾无论从制度还是思想，天差地别，格格不入，所以台湾天然就是个独立的国家，和美国，日本，英国是个独立的国家无异。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就是尊重民意而不是关注土地的争端，台湾的民意已经表达的明明白白，再清楚不过了，如果某一群人坚持不讲文明，不要脸，那为什么从不去索取海参崴，内蒙古？干脆不要脸到底，宣称美国，日本也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岂不是更符合其无耻逻辑？说到底，所谓的台湾问题根本不是领土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国际上已经承认了它存在的合法性，但为了它的野蛮和罪恶也能够合法，不惜牺牲台湾两千多万人，这无疑是对现代文明的粗暴践踏。

我也崇尚三民主义，但中国大陆人必须并且只能勇敢走出自己的道路，台湾的民主制度虽不能模仿，但我相信三民主义必然有不同于台湾的表现形式，这就是我所讲的尊皇的意义，因为我相信这种制度与三民主义并不互相违背，并且是更适合大陆的制度。在践行皇制实现三民主义的过程中，必须要和更有经验的台湾人，日本人合作。要注意的是，严格来说大陆和台湾是不同的国家，如果一定要扯进语言，文化传统相近的话，也是特殊国与国关系，所以在合作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台湾人的选择，不要妄称同胞，这是合作的基础。

你反共不如我反共？

众所周知，赤党在对外宣传上有一句名言：你反共不如我反共。起初这句话把我给气笑了，这是以绝对的自信对海外民主人士赤裸裸的蔑视和挑衅！作为以反共为口号的海外民运人士，其反共力度和对赤党的伤害性竟然不如赤党本身？

看似是个笑话，但是从事实上看确实大致如此，站在民运人士的立场上看，这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崇祯还发表过6次罪己诏，赤党对于自身也必然发生过许多次的自我批判和自我革新，事实上赤党也确实是个比较能够适应环境的政党，就如同变色龙能够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改变自身，这是其能够长期执政最大的优点，从这点来说比朝鲜金三家族强一些。但这种改变也仅仅是为了维持其长期的统治罢了，其罪恶的本质依然没有变。

海外民运人士想在内地闹革命，隔着太平洋，想在网络上唤醒民智，隔着防火墙。在客观上讲很难影响内地的民主进程，即使是间接的影响也不太容易，但赤党的自我革新当然可以直接迅速地决定中国的民主进程，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它的自我革新和民运人的民主变革是两码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在主观方面，我依然认为民运人士普遍陷入了两个思维误区，第一，就是他们把民主进程是否往前推进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作为效果大小的依据。谁能发动更多的人参与那就是好，谁能吸引来更多的活动资金，那就是棒，谁对赤党的讲话更强硬，那就是牛。如果这样，无脑反共或者打着旗号招摇撞骗，做间谍的牛鬼蛇神就会登台，恕我直言，如果这样，民运的消亡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第二，中国民主的实现需要国内民众的参与吗？我认为不需要。他们愿意参与，请到国外来，无论采任何方式都可以，没有任何歧视。但在国内叽叽歪歪不但达不到任何效果，反而将自己陷入不利的地位，而且国内政策的压迫也几乎不存在条件让他们做出有益的行动。我们要致力于在国外让有志之士有生活下去的条件，有发挥的舞台，有晋升的空间，而不是去鼓励他们在墙内以身犯险！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道德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触犯法律的行为。

中国人首先应当是个人，要有人性。然后他是世界公民，要有国际视野和普世价值观念，最后他才在自身价值观的引导下决定他要成为哪国人，是中国人或是美国人，日本人，我认为都可以，都是平等的，只是要宣誓效忠，并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就好。在中国基础民意联盟中，首先应该宣誓效忠天皇，其次是政府，至于反共，民主，自由之类的东西都是个体化的理想或者感受，但都包含在尊皇的理念之中，可以说，尊皇理念天然就包含着所有能够让人感到幸福的要素，并且天皇陛下已经把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像空气，阳光一样分享给所有人。所以，只要遵从天皇陛下的命令，即可立即从森罗地狱穿过忘情海到达喜乐的彼岸。而且，赤党越是野蛮，越是无礼，越是血腥的压迫，就越能够加速这个过程，我们就越是要拥抱光明。

当然，民运在运动之初，必然有草莽的精神在里面，这是任何社会运动共同的特质，否则它就不可能发动起来。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即使身在国外还是这种精神面貌的话就有些不可思议，至少大家的情感应该变得更细腻一些。我总以为，人这辈子有两种基本的学问要学：语文与数学，语文让我们学会痛饮狂歌，豪放且敏感，数学让我们学会精打细算，温柔且坚强。我建议民运人可以在大学里多旁听数学课。

我对海外民运人是充满崇敬之情的，他们已经在某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挺身而出证明了自身，在屠杀发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功成名就了。我对他们的幸运都嫉妒的有些颤抖：试问中国这片大地上存在着又死去的人可能达数百亿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都是寄籍无名，默然死去，化为烟尘，好像从来未曾存在一般，有谁能够有幸站在这么重要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甚至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有人对这点都不承认，只是在证明自身的浅薄和无知，自取其辱罢了。

民运要想迎来新的局面，就必须在思想上占领制高点，在理论上是具有颠覆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因为我们与赤党争夺的不仅是政权，更是道义，人心，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就是盼望着能给有心人一些启示，团结更多的人在一起共同抗敌。其实我认为这几万字远远不够，这只是一本小书，因为讨论了很多的问题都不够深入，不够细致，不够完善，主要原因还是自己能力不足。整个内容增加十倍或许能够稍微表达一些自己真实的想法，我期盼着有相同志向的人一起去完善它。

面对赤党如此具有侮辱性意味的挑衅，我们用思想和行动去回应。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我们的事业的一部分，我希望用这本小书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个表态。虽然我不搞政治，以后大概率也不会，对搞政治也没有兴趣，但看多了，就有一些感慨。做政治工作的，做海外民主运动，真的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真心希望我们都能团结一点，为中国民主事业找到一个更好的出路。听闻到不同民主派系的民主人士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发展路径而困扰，仅仅因为一点点观念的差异就开始内卷以致内斗，真的非常心痛。难道我们不应该互相尊重别人的想法吗？难道我们的目标不是一致的吗？如果是，那么这种争端有什么意义呢？

AI治国理政？

众所周知，现在是一个AI的时代，人类科技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创造出无数种可能。那么在“我们的事业”中，是否可以利用AI这个先进的工具呢？

我认为，AI有三点人类无法比拟的优势。一，公正性，不会像人一样受情绪支配，感情用事。二，知识储备的广度与深度。三，有很强的学习，计算能力和应用，创新能力。

所以，可以在遇到难题的时候求助于AI为我们提供意见做参考。特别是在“东亚拉丁语”的创造方面，因为我们需要一个词一个词的创造，需要创造的词可能多达数千至数万，如果人工去做那将是是一个巨量的工程。我曾经尝试过谷歌浏览器自带AI，利用AI的话，只用给它下达定义，说明自己的意图，很快它就能准确领会人的意图，它就通过强大的计算能力很快给出答案，还可以提供更多的答案供选择，这样，工作人员只用通过自身的理解和创造性思维给AI设定前提条件，就很快能够得到想要的结果。再把结果集中审议，确定最终方案。这样无疑大大加快了“东亚拉丁语”的创作进程。如果人手足够，我预计在一年内就可以达到预期的成果。

其次，在政策制定方面。 AI可以作为一个意见提供者参与议题讨论，提供给人更多的新思路，甚至新主题，还可以对既定政策提出意见，帮我们找出问题所在。这样，有助于更好的政策的出台和完善。

当然在整个过程中，还是要以最优秀的人才作主导，让AI进行深度学习，协助我们，节省人力，助力于“我们的事业”更快融合进现实里面，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践行我们的事业。